中華文化的根脈和源頭在於「道」。道，是天地運行的客觀規律，是自然界的終極真理，也是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道」是天地之始，是萬物之母，無處不在，又無處不生；無所不能，又無所不容。百姓日用而不知，日常須臾離不開「道」。

　所謂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官有官道，商有商道。各安其位，各盡其責，各守其道，才能秩序井然，政通人和，和諧共生。

　商道的本質是人道，即商人的做人之道。自有商品流通交換以來，商人所從事的商業，已成為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種社會職業。《白虎通義》釋義「商賈」：「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為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來，以求其利者也。」

　商人作為士農工商四民之一，在生產和消費之間架起了流通的橋樑，商人堅守經商之道，對於滿足民眾生活所需，提升民眾生活質量，保障國家經濟發展，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

　商道的基礎在於「誠實守信」。春秋時，齊國國相管仲在《管子‧乘馬》中說：「非誠賈不得食於賈」，意思是說不誠信的商人不得從事商業。墨家創始人墨子也說：「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

　誠信是商人建立信譽的根基，是商人經營之道的基本守則。陜西渭南商人曹昆璋，14歲棄儒入川經營錢業，因其忠厚守信，被稱為「少年長者」，「同鄉宦蜀者咸倚重，爭以囊金寄他，賈益大起」，沒幾年，曹昆璋就成為了一方巨富。

　清道光年間，黔商胡榮命在江西經商五十餘年，由於他以誠待人，童叟無欺，信義卓著，晚年罷業回鄉，有人想「以重金賃其肆名」，他一口回絕說：「你如果真的誠實，又何須花錢租借我的店招？」由此可見，「誠信為本」、「信譽至上」在商業經營中的價值。

　商道的核心在於「以義取利」。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周易‧繫辭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義」是傳統道德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精神追求。

　以孔子學說發展完善起來的儒家義利觀是「以義取利」商道思想形成的源頭。孔子的學生端木賜，字子貢，善於經營，富比陶朱。在商業活動中，子貢自覺地將儒家思想、倫理道德、精神修養同商業行為有機地結合起來，以豐富有效的商業實踐指明「道德」和「財富」的關係，建立了影響深遠的「以義取利」的經營思想，被後人尊為儒商始祖。

　遍布全國的商幫會館，既是拜關公敬財神聚鄉黨的關帝廟，也是學習踐行「以義取利」商道思想的道德講堂。開封山陜會館拜殿兩山牆的「懸魚」上刻着「公平交易」、「義中取財」字樣；社旗山陜會館石牌坊中坊兩石雕刻着「仗義」「秉中」銘言；周口山陜會館鐵旗桿上鑄着「公義」「參天」鐵字。

　「以義取利」、「義內生財」貫穿於明清時期各商幫的經營活動中，成為傳統商人堅守商道的基本準則。

　明代蒲州大商人王文顯經商四十餘年，足迹走遍半個中國。學者李夢陽稱「文顯之為商也，善心計，識重輕，能時低昂，以故饒裕。與人交信義秋霜，能析利於毫毛，故人樂取其資斧，又善審勢伸縮，故終身弗陷於井羅……」。

　王文顯訓誡諸子時說：「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矣。」

　商道是商人的經商之道，也是商人的做人之道。《史記‧貨殖列傳》列舉了古代知名的商人，如范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總結闡述了他們「逐利致富」的經商之道，就是他們成功的做人之道，用具體事例證明了以義取利，誠信為本，才是打開財富大門的金鑰匙。（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