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宏海

　鍾敬文先生是我國民俗學、民間文藝學最重要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以畢生心血促成中國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的建設、發展和繁榮，培養了大批民俗學、民間文藝學領域的研究人才。1983年，我因參加鍾老舉辦的「首屆全國民俗學、民間文學培訓班」，有幸成為鍾老的一名學生。在與先生的接觸與交往中，讓我有機會聆聽教誨，親炙老師風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鍾老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對我在客家文化與都市民俗研究方面的指導。在紀念鍾老誕辰120周年之際，特以此文追思和緬懷我的恩師—鍾敬文先生。

　一、「客家有很豐富的文化值得研究」

　客家民系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南遷漢族移民群體的一支，是世界上發布範圍最廣、影響最深遠的漢族民系之一。20世紀初至50年代，以羅香林為代表奠定了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客家研究。同時，「陳寅恪、顧頡剛、羅常培和鍾敬文等國學大師們就關注客家文化」 。1983年，我在嘉應師專（後改為嘉應學院）中文系工作期間，由廣東省民協推薦參加了由鍾老主持舉辦的全國「首屆民俗學、民間文藝學講習班」，來自全國各地三十多個民族的一百八十多名學員聚集中央民族學院，聽鍾敬文、費孝通、楊成志、容肇祖、劉魁立等著名學者講課。為期一個月的講習班，給中國民俗文化研究播下了大量種子、奠定了重要基礎。

　講習班結束後，我到北師大「小紅樓」寓所拜訪鍾老。「小紅樓」坐落在北師大教工區，鍾老的兒子、北京社科院的鐘少華同志熱情迎候。走進鍾老的書房，堆滿了琳琅滿目的各類書籍，牆上最顯眼的是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書法條幅，以及用鏡框鑲着的鐘老與柳亞子先生的合照。那時的鐘老還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身材魁梧，風度翩翩，旁邊那位面容慈祥的恂恂老者，則是柳亞子。從這張照片，可知鍾老與柳亞子的交誼不比尋常。

　書房茶幾上擺放着着客家風格的茶壺，讓我想起鍾老是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公平鎮的客家人。此地是客家人與潮汕（福佬）人彼此交融、互相影響的地方，俗稱「半山客」。所講的方言帶有「二句福佬三句客」的特徵，故又被稱為「潮汕客家」 。正思索間，鍾老從裏間來到書房。他身高體朗，着一身舊式長衫，對我這位來自廣東同鄉的學生顯得特別熱情。他操着夾雜着客家口音和潮汕口音的普通話，親切了解我一個月培訓班的學習收穫與體會，和藹詢問我的工作與生活情況。當他聽說我來自廣東梅縣，話題便轉到梅縣與客家文化。鍾老說：「梅縣是文化之鄉，客家有很豐富的文化值得研究」。記得鍾老早在1927年就編過《客音情歌選》，當我談起客家山歌，鍾老仍很熟悉，他說：「梅縣同志近年來編的幾本客家山歌錄我都看了，還是不錯的。客家山歌要繼續整理，理論研究也要搞起來。客家民俗資料豐富，很多東西可研究、挖掘。」

　我告訴鍾老，我正從民俗學的角度，對梅縣客家先賢黃遵憲進行研究，他聽後很感興趣，認為這是黃遵憲研究一個新的視角，值得好好挖掘。他接着說，黃遵憲的民俗研究特別重視民間歌謠，在他的《人境廬詩草》中，特地收入九首客家山歌，在這在我國文學史上，恐怕是一個創舉。

　鍾老認為，廣東是民間文藝的寶庫，就歌謠而言，除了客家山歌，還有粵謳、輋歌、鹹水歌等等，所以「粵俗好歌」名副其實，也受到文人雅士的喜愛。當我告知明年還要在廣東蕉嶺縣召開一個全國性學術研討會，紀念另一位客籍愛國詩人丘逢甲這個消息時，他很感興趣的說：「我很喜歡丘逢甲的詩。柳亞子先生『時流竟說黃公度，英氣終輸滄海君』的評價，我是有同感的。」他認為，黃遵憲（公度）的詩較多「記事」，丘逢甲（滄海）的詩，則重於「抒情」。他還表示：「屆時如有可能，我也想前往參加。」我說，一定將鍾老這一意願轉達給廣東學術界與丘逢甲家鄉的同志，敬盼鍾老能光臨指導。

　座談期間，鍾老的夫人、師母陳秋帆副教授與他兒子鍾少華也在一旁交談。少華同志建議我把民俗研究與地方文史研究結合起來，也可採用「口述史」到方式，他還回憶了在廣東居住時那難忘的生活，並表示希望有機會與父親回故鄉海豐老家看看。談到治學問題，鍾老強調做學問首先要學做人，不要搞市儈作風，不要追逐名利。他說：「要甘於『默默無聞』。你紮紮實實、鍥而不捨地工作，做出了成績，對人民有貢獻，這『默默無聞』實際上是『赫赫有聞』了。」鍾老興致很高，侃侃而談，一點都沒有大學者的架子，就像親友間在拉家常。我向鍾老表示，回去後擬爭取學校領導支持，把客家民俗研究做起來，並擬在我參與主編的《嘉應師專報》做個客家民俗增刊，不知鍾老能否為我們的報刊題字？鍾老欣然應允。

　談着談着，不覺兩個小時就過去了。分手時。鍾老緊緊地的握着我的手說；「廣東是中國民俗學的發祥地之一，回去請告知廣東的同志，希望民俗學會早日成立起來。」望着老師慈祥的面龐，想到他對廣東民俗學事業的關心和對客家文化的關注，我深深為之感動。

　帶着鍾老的囑託，我回校後向學校與中文系領導匯報，得到領導大力支持。1983年11月13日，梅州第一個客家研究學術團體——嘉應師專客家民俗研究會正式成立。1983年12月16日，《客家民俗》作為《嘉應師專報》的增刊創刊，創刊號由鍾敬文教授題寫刊名，並刊發了鍾老為紀念中國民俗學會成立寫的《五絕二首》詩和啟功先生的書法，同時發表我撰寫的《訪中國民俗學會主席鍾敬文》的專版文章。此文後被選入《鍾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楊哲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書，記錄了這位學術泰斗與梅州客家研究的不解之緣。

　據著名民俗學家王文寶先生在《中國民俗學發展史》的記載，《客家民俗》是國內新時期最早創辦的民俗文化報刊，亦成為當時廣東民俗研究最為活躍的領域。《客家民俗》面世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上海《採風報》、北京《民間文藝通訊》與泰國《新中原報》等先後做了報道。著名學者烏丙安、謝健弘、羅冠群等寄來賀詞與詩文。烏丙安教授在信中寫道；「客家民俗的調查研究，對我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兩個文明建設，都有着不容忽視的價值。......客家文化以其獨特的民俗特色，受到海內外學界的注目。因此，貴刊使命之重大，可想而知。我作為民俗學園中一個小小的工蜂，願為貴刊付出微勞。」

　這個時期，嘉應師專掀起一股客家研究的熱潮。雖然成立的是客家文化研究會，但同仁們已將研究的視角迅速從民俗研究拓展到客家研究的各個領域，江西、福建等地的研究者以及日本慶應大學周達生教授等專門來函索要此報。廣東省民俗學會副會長，客籍學者蕭亭先生說；《客家民俗》的創辦「掀起了客家研究熱」 。

　1984年，梅州舉辦「中秋山歌節」。鍾老特介紹他的一位研究生、日本慶應大學的中原（廣田）律子女士來梅州採風，並囑我全程陪同。幾天來，我們有選擇地走訪了一些山村鄉鎮，採集哭娘歌等相關客家歌謠，並採集與民間藝人座談，還專門觀摩了山歌節晚會。在整個過程里，對這位來自異域熱愛客家文化的外國留學生，梅州人民表現了極大的熱情，使中原（廣田）律子頗為感動。鍾老為此很滿意，後來他告訴我，中原（廣田）律子學成返國後，為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同年11月，中山大學舉辦校慶活動，專門邀請鍾老回母校赴會。得知這一消息，我特趕到中山大學見老師。其間，鍾老在中大人類學系大課堂作《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活動的經過和成就》講座，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梁釗韜教授親率師生聽講，整個大教室座無虛席。為了讓聽眾能聽懂他那帶着家鄉方言的普通話，鍾老讓我為他提綱挈領地在黑板上「翻譯」。一位學術大師坐在講台邊演說，一個年輕後學站在黑板旁配合板書……當時的情景，至今想來仍恍若昨日。

　受鍾老的影響，我特別關注客家山歌的收集整理，並關注黃遵憲、丘逢甲、李金髮等客家名人的研究。其中受鍾老指導的《黃遵憲與民俗學》一文，被選入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輯（1985年2月出版），獲得廣東省優秀社科成果獎。關於在廣東蕉嶺縣舉辦的客籍愛國詩人丘逢甲的研討會，鍾老因工作忙未能成行，但他應主辦方之邀親筆題寫了「丘逢甲誕生一百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會名。同時，我曾考慮在適當時候將《客家民俗》改為《客家文化》，以進一步擴大研究與發行範圍，特約請鍾老題字，老人家也撥冗題寫，足見先生對客家文化研究的關注與扶持。

　二、「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必然會出現都市新民俗文化」

　1985年，我從梅州嘉應學院調到深圳市文化局工作，鍾老囑我在這個新興的城市裏把民俗文化研究搞起來。在深圳市宣傳文化部門領導的支持下，我發起創辦了深圳市民間文藝家協會，並開始挖掘深圳人文歷史資源。適逢國家文化部、中國文聯等發文在全國範圍內收集、整理民間歌謠、故事、諺語「三套集成」，我便帶領市民協同仁深入民間普查採集。1991年，我與蘇偉光主編出版了本土史上第一部《深圳民間歌謠》（以客家山歌為主）。與此同時，我發現在對外開放和商品經濟條件下，深圳這座各地移民共處、多種方言混雜、新風舊俗滲透的城市，出現了不少新的民俗文化現象，於是我對此關注並跟蹤調研。1988年，「全國民間文學基本理論學術研討會」在深圳召開，我提交的《試論深圳新民俗文化》受到關注。據深圳市民協副主席王芳回憶：「1988年，『全國民間文藝理論學術研討會』在深圳、珠海兩地舉行，時任深圳民協副主席的楊宏海提交論文《試論深圳新民俗文化》，期間既細緻梳理了溯至千年前的寶安縣民俗傳統，又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區新興民間文藝琳琅滿目的『新民俗』現象做出深度學術化研究，並揭示新民俗的核心成因。」

　中國民協的理論刊物《民間文學論壇》也對此作了專門的報道：「在這次研討會上，有一篇題為《試論深圳新民俗文化》的文章引起了大家濃厚的興趣。此篇論文的撰寫者楊宏海同志，通過對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深圳新民俗文化的介紹與分析，預測了中國民間文化現代發展的方向。他說所謂新民俗文化，就是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繼承祖國民間文化和優良傳統，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成分，由廣大人民群眾創造的，與商品經濟相適宜的新型民間文化。這種文化的發展特點是大眾性、商品性、開放性和娛樂性.......引發了大家廣泛熱烈的討論，會議氣氛活躍而融洽。代表們對處於南海之濱深圳獨特的地理環境、人口結構、生產方式、人際關係以及文化觀念進行了分析並暢談了特區新民俗文化構成的原因。」

　此文在北京《民俗文學論壇》發表後，全國有20多家報刊轉載，並先後獲得中國民協民間文學論壇「銀河獎」和廣東省「魯迅文藝獎」。鍾老對這次理論研討會很關注，當參加過這次會議的中國社科院的程薔同志向他匯報會議情況時，鍾老表示，深圳探討都市民俗文化很好，「請轉告楊宏海繼續努力」。程薔同志特在給我來信中轉達了這一信息。

　同年11月，我有幸作為深圳和廣東民間文藝界的代表，被推薦赴京出席第五次全國「文代會」。11月8日下午，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與會代表，並一起合影留念。那天，鍾老顯得特別高興，他專門召集民間文藝界代表座談，激動地說：「現在是文化事業發展最好的時期，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一定要抓緊時間，不遺餘力呀！」

　1989年11月，鍾老南來深圳考察，住在深圳迎賓館梅園，四天時間由我全程陪同。期間參觀了深圳圖書館等文化設施以及正在興建的「中國民俗文化村」等地，我就深圳方興未艾的新民俗文化現象向他作了匯報。鍾老對此很感興趣，他說，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必然會出現都市新民俗文化，對這種現代民俗也要抓緊收集和研究。民俗學就是要研究社會生活中活生生的文化現象，做到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問題研究並重，從而不斷把這門學科向前推進。鍾老還應約為我主編的《深圳民間文藝》題詞：「搜集、研究和發揚地方民俗文化，是我們國民的莊嚴任務，也是社會主義新文化創造的需要。」鼓勵我要立足深圳本土，去搜集、挖掘本土民俗文化，堅守文化根脈，以此為基礎去創造特區社會主義新文化。

　三、「要建設中國民俗學的理論學派」

　鍾老對深圳民俗文化事業的關懷，總是體現在纖微的細節里。每次赴京開會拜訪老師，或在電話中交談，鍾老總是向我詢問深圳文化的情況，當我將《深圳民間歌謠》、《文化深圳》等書送給他時，他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一定要我多送幾本，以便贈給海內外同行，讓他們也了解深圳的文化。他還熱心介紹陳雲根博士等香港學界人士給我認識，希望加強深港兩地的文化交流。最後一次見鍾老，是2001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六次全國民間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鍾老在百忙中與我座談，座談中談了不少問題，但比較實出一點是「要建設中國民俗學的理論學派」。

　鍾老認為，中國的晚清時期，梁啓超、嚴復、黃遵憲等人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驅，他們當時闡述民俗所運用的概念和方法，借鑑了西方的社會人文學科的學說，是與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相接續的，它是中國現代民俗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五四前後興起的北大歌謠學運動，在現代民俗學建設上邁出新的一步，已經走過了80年的歷程。時至今日，中國民俗學已到了成人期，需要建設中國民俗學的理論學派。而建設中國民俗學學派，必須在學術上形成中國特色，做出自己的成績，以豐富世界民俗文化的寶庫。

　當我談及深圳地處對外開放的窗口，面對八面來風，移風易俗速度較快，這種新都市民俗是否也應納入建設民俗學理論學派的視野？鍾老明確表示肯定。他指出，深圳是我國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先走一步的城市，開風氣之先，但不能忽略對本土民族文化的發展，不能忽略弘揚民族精神。對中國來說，學習西方文化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有民族主體，國家主體。因此，深圳應重視自己的民族文化，在繼承民族傳統吸納外來文化精華的同時創造自己的新文化，當然包括正在興起的都市新民俗文化。我感到，鍾老在晚年這段時間，特別關注建設中國民俗學理論學派的命題。

　為了促進民俗學理論的建設，鍾老希望創造條件多召開一些有質量的理論研討會。1999年，廣東省民協以及鍾老家鄉海豐的同志籌備「鍾敬文與廣東文藝學術研討會」，我作為其中的一位聯絡員。鍾老對此事頗為重視，他在給我的來信中說：「關於學術研究會的事，甚感同志們盛情。但事情要辦好，遠非輕易。......要緊緊抱住發揚學術和推進學術的主旨，處理一切......事前要有比較充分的準備，至少要徵集到一部分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作品，使參加的人，感到不虛此行。會後並可選擇成書，以廣傳播」 。 因種種原因，這個會議當年未有開成。2002年，鍾老以百歲高齡去世，據鍾少華研究員說，鍾老臨終遺言只有兩句話；「我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完，我想回廣東老家......」。鍾老的侄孫、深圳老東方紅木家私總店總經理鍾文雙回憶說，他幾次赴京出差見到鍾老，都聽到鍾老叨念我的名字，令我感念不已。

　回想起來，鍾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他在客家文化與都市民俗的研究方面對我多有指導，可以說是我職業生涯中的導師與楷模，讓我受益終生。我除了學習鍾老關注客家山歌、主編出版了《深圳民間歌謠》之外，2004年與華南理工大學校長李元元被梅州市聘為市戰略顧問時，共同發起聯合梅州、廣州、深圳三地研究力量，編纂一部客家文化研究叢書，並於2006年出版，共八本，成為廣東省第一部客家研究叢書。2009年，深圳市成立首批文藝名家工作室，共七人，我作為「客家文化與藝術工作室」名列其中。近年來由我領銜並與工作室團隊三位專家開展深圳客家研究，於近期出版了《濱海客家》一書，為「客家學」研究提供新的學術增長點。關於「都市民俗」研究，記得鍾老當年對我曾多有指導，希望深圳能夠在此方面先走一步。由於個人能力所限，深圳雖然率先提出了這個課題，但研究的韌勁與深度不夠，理論上缺乏提升力度，辜負了鍾老的厚望，今後有賴於深圳年輕一輩的民俗學者繼續努力了！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示範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深圳一直得到全國的關注與扶持。2019年9月，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在深圳設立了國家級的「民間生活方式研究中心」，中國民協主席潘魯生、分黨組書記邱運華、著名文化學者王魯湘等出席揭幕儀式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這個「民間生活方式研究中心」不僅要對我國傳統文化、民間文藝進行研究，更是要研究探討在現代化、城市化背景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新時代路徑，同時也為研究深圳民俗文化提供了重要平台。我相信，有鍾老精神的引領，有全國民俗民間文藝界同行的關注和指導，深圳民俗、民間文藝工作者將奮發努力，不斷為繁榮民俗民間文藝事業、助力建設中國特色的民俗學派作為應有的貢獻！

　（作者系深圳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深圳大學客座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