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台灣行政院為刺激消費將推出振興五倍券，不受近期台灣本土疫情升溫的趨勢影響，「院長」蘇貞昌日前宣布按既定時程啟動，並預估五倍券可創造2000億元新台幣的經濟效益。然而，國民黨立委批評，五倍券的行政成本高達20.85億元新台幣，若發放現金直接入賬戶，即可少花20.85億元，而行政院卻執意發券，根本就是浪費；至於沒有小面額、使用不方便等問題依然存在。

　蔡當局強推振興五倍券

　蔡英文當局為了挽回因新冠疫苗政策失敗嚴重下滑的民意，急着推出振興券，行政院卻忘記去年的三倍券之亂，硬是複製失敗的經驗，強推振興五倍券。如今，台灣不但經歷了5月間疫情大暴發後長達73天的三級警戒，甚至連Delta變種病毒已經在台灣的社區竄動，導致人心惶惶、民生經濟陷入困境。種種跡象顯示，此時台灣對紓困的需求實高於振興，因此之前各界一再要求行政院應該改發現金，才符合民眾的需求，甚至連民進黨立委也頻頻作此呼籲，無奈蘇貞昌仍執意發放五倍券，除了要支付20.85億元的行政成本之外，繁複的兌領作業及可能的群聚風險，都令人感到憂心。

　台灣行政院堅持要發放五倍券，其中兩個最大的爭議，一是五倍券刺激經濟的效果有多大？二是發放振興券和發放現金對於刺激經濟會有多大的不同？簡言之，應發放振興券或現金的最大爭議，就是會存在多大的消費替代效果。台灣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和台灣經濟研究院均曾嚴謹地估算去年三倍券的效益，若把替代效果放入估計後，三倍券的效益遠低於蔡英文當局的估算，對台灣GDP的貢獻只有0.09%，主要原因即是三倍券大部分的支出都是原來就要支出的，所以淨增加的支出很少。

　既然消費替代率如此高，那麼此次發放五倍券和發放現金的結果，二者應該不會差太多。可以推估，對所得較高的人而言，他們平常就會花一些錢，現在多得了振興券或現金，都會用來購買原本就要買的東西，因此替代效果比較大。反之，對於所得很低的人而言，本來就沒多餘的錢來購買想要的東西，現在無論是發給他們五倍券或現金，他們都會花光殆盡，所以替代效果很低，因此發放五倍券或現金所產生的替代效果並不會差多少，蔡當局何必多此一舉花20.85億元的行政經費去印製五倍券呢？

　五倍券的缺失

　一言以蔽之，五倍券的缺失主要在於：一、印刷和行政作業成本高。蔡當局說和去年的三倍券成本差不多，但三倍券印刷成本7億元，行政成本超過20億元，此次五倍券的行政成本已估算達20.85億元，其實可用來提高補助金額或人數；二、發放票券還是會有極大的替代效果，不會產生更大的帶動消費所衍生的經濟效果。此項「帶動消費」的效果是蔡當局堅持發放五倍券、拒絕發放現金的主要考量。台經濟部門粗略估算，推估三倍券的經濟效果達到1349億元，使得行政院誤認為效果良好。其實這個推估已遭學術研究機構與不少學者專家質疑，但行政院不僅對其績效深信不疑，還要推廣來為五倍券擴大效果。

　再進一步言，發放現金對收入受疫情顯著影響的一般消費者而言，才不過是區區5000元，當然會被全部拿去消費，不至於拿去儲蓄存起來。蔡當局雖認定五倍券屬於「振興」性質，但對遭疫情衝擊嚴重的消費者和業者而言，其實還是「紓困」性質居多，因為若沒有收到進一步的補貼，他們真的已經熬不下去了，因此爭取時效非常重要。況且現金進入市場流通之後，照樣會產生循環消費、早日創造乘數效果。這是五倍券被許多人包括民進黨的民意代表，認為不如發放現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蔡當局仍決定要推出五倍券時，行政院一直強調是為了增加消費、紓困、提振經濟等，卻完全未考慮民眾消費行為中的替代率問題。事實上，台灣總體經濟面表現尚稱良好，然而少數受重創的產業則需要蔡當局的幫助與紓困，但不應該用此種全民發券消費的方式，因為這種方式，那些受創的小商家幾乎難以受益。難怪有國民黨立委質疑，五倍券最小的面額仍是200元，這讓銅板經濟的夜市攤商如何消受？五倍券另有1000元與500元兩種面額，可能大多會被百貨公司和大賣場吸納去了，多數的小商家如何受益？（圖源：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