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一种设计不够完善、功能不够齐备、容易黑屏、死机、时常需要维修的造物。医疗进步和生物工程可以治疗我们的种种病患，改进我们的种种缺陷。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质疑，当死亡可防可控时，我们还愿意为别人牺牲生命吗?
作者丨弗朗西斯·福山
在新冠肺炎防疫中，老年人是高危人群，又因往往患有基础性疾病，一旦感染后治疗复杂，死亡率相对较高。而近日，这样一则新闻令人振奋，3月3日，98岁的老人时荣在武汉市第一医院治愈出院。随她一同治愈出院的，还有其79岁的女儿和46岁的外孙女。一场疫情的发生，既让我们意识到生病的脆弱，也使我们感受到医疗的进步。
人类是一种设计不够完善、功能不够齐备、容易黑屏、死机、时常需要维修的造物。医疗的进步，乃至生物工程和仿生工程可以治疗我们的种种病患，改进我们的种种缺陷。伴随老年医学革命的进展，我们必将迎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而这也将带来一系列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弗朗西斯·福山以政治学者的身份跨界现代科技领域，以未来学家的口吻对此发言。尽管这本书写于2002年，距今已有近二十年，不过它对于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预测依然值得我们反思。这本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月份还曾因一位在年轻患者在“方舱医院”病床上心无旁骛地阅读他的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而“走红”网络。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于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让他一举成名。
福山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追问和反思现代生物技术对于人类未来的影响。现在医疗技术虽然能保持人体存活，但却缺乏生命质量，生物技术的发展将迫使我们在寿命延长和生命质量之间进行选择。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看护疗养院吗?伴随平均寿命的延长，政治、社会及学术的更新会更缓慢?我们是否会需要采取制度化的“老年歧视主义”，以推动社会更新?而当现实社会极端老龄化，人们仍然会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年轻的、动态的吗?而当死亡成为可预防的疾病，我们还愿意为别人牺牲生命吗?
下文摘编自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的第4章“寿命的延长”，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由理想国授权转载。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黄立志译，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
许多人寿命太长，有些人却很早殒命。更有听起来令人奇特的信条：要死得其时!要死得其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教导。
诚然，生不逢时的人，又怎能死得其时呢?倒是愿他从未降生过!我这样劝告那些多余者。但即便多余者也把自己的死看得很要紧，连最空心的核桃也愿意被砸开来。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I.21
现代生物技术影响政治的第三条途径是通过延长寿命，并由此产生人口统计和社会的变化。对美国来说，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医药成就之一是将人类的寿命延长，从1900年平均男性寿命48.3岁和平均女性寿命46.3岁，提高到2000年平均男性寿命74.2岁和平均女性寿命79.9岁。这个改变，与许多发达世界的急剧下降的生育率一起，在全球政治层面造成了极大的人口下降，这些影响无疑人们已经能够感知。基于目前的生育和死亡模式，2050年的世界将与今天截然不同，即便在这期间，生物技术没有延长人哪怕一岁的寿命。然而，生物技术不会延长人的寿命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它还有可能引起一些其他的巨大变化。
通过生物技术而产生的人口寿命的延长也会对社会的内部结构造成深远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影响是如何管理社会等级结构。
制度化的“老年歧视主义”会成为现实吗?
人类，在本性上与灵长类一致，都是对社会地位敏感的动物，从很小就开始热衷于建立五花八门的社会等级结构。
寿命的延长会对现存的大部分以年龄为特质的等级结构产生肆虐性破坏。传统上，这些等级结构属于金字塔状，前任的去世会让下一辈竞争者跻身高位，同时，人们普遍认同的65岁退休的人为限制也支撑了这一金字塔的维持。然而，当人们普遍都能工作到60、70、80甚至90岁时，这些金字塔结构就会扩张成为梯形甚至是长方形。以往一代人取代一代人的自然趋势会被三、四甚至五代人共存的场景所取代。
现在对于年龄有着政治正确的限制：年龄歧视也与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一道，加入了被禁止的行列。在由年轻人主导的社会，比如美国，对老年人的歧视是存在的。但从另一方面考虑，代际替换也有合理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对社会进步和变迁产生相当的激励。
许多观察者已经发现，政治变革通常发生在代际之间——从进步时代到新政时代，从肯尼迪时代到里根主义。这并不神秘：同一世代出生的人会一同经历主要的社会事件——如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解放等。一旦人们的价值观和偏好受这些事件的影响而成型，它们就只会在新环境中做出微调，想要从整体上改变难上加难。比如，在南部的艰难时期长大的黑人，很难不将一个白人警察看成是种族分离压迫机制下不值得信任的代理人，他可能不会考虑这在北部人们的生活中截然不同。那些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会对孙辈大手大脚的花费感到不安。
学术生活也与政治生活一样。在经济学领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每经历一次重要学术人物的葬礼，经济学就会有一次新的进展。这样一个事实真实得让人难以置信。每一个基本范式的流行
(比如，凯恩斯主义或弗里德曼主义)
都奠定了一代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看待问题的方式，但这一视角的形成并不是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基于客观的证据，而是仰仗于发明这一范式的人是否依然活着。只要这些经济学大人物依然占据以年龄分界的权力机制，比如同行评议理事会、终身教职评定委员会或信托基金委员会，这些基本的范式就会稳固得不可动摇。
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政治、社会及学术的改变会变得更为缓慢。随着三四代人在同一时间段工作，更为年轻的团队将永远没有形成自己见解的机会，他们只会聚集成渴望诉求被听到的少数群体，代际间的更换不再具有决定性。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这样的社会有必要建立强制的培训机制和到了一定年龄向下流动的体制。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个人想要凭借自己二十几岁所学的知识和教育水平来应对接下来的四十年，已经几乎不可能;那些认为工作技能保持五十年、六十年或是七十年不变的人更是荒谬得可笑。已经年迈的专家需要从社会等级中退出，不只是为重新获得培训，并且为从底层上升的年轻人让出发展空间。如果不是如此，代际间的福利将会和等级、种族冲突一样成为分裂社会的分水岭。未来，随着寿命越来越长，让老龄人为年轻一代让位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需要诉诸一些非人格化、制度化的“老年歧视主义”来使之得以实现。
老龄化的两个阶段：
技术延长了寿命，却增加了依赖
寿命延长是否会产生其他一些社会影响还大大取决于老年医学革命的进展，也就是说，随着人们寿命的增长，老年人是会继续保持着体力和智力上的活力，还是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看护疗养院?
发现任何能打败疾病、延长寿命的方式，对医学界是毫无疑问的喜事。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深沉和最持久的担忧，因此，对任何能够推迟死亡的医疗技术进展表示欢呼，理所当然。但人们不仅关注寿命的延长——也关注生命的质量。理想状况下，人们不仅希望能够活得更久，也更希望人的能力能够尽可能延伸到死亡降临的那一刻，以使人不必要经历死亡前的虚弱期。
尽管有一些医疗技术提升了老龄人的生命质量，但是许多技术却只是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延长了寿命却增加了依赖。比如，阿尔茨海默症，它使人脑的一部分失去功能，产生记忆丧失，最终导致老年痴呆;人们患上这些病症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比例显著提高。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65岁人患病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85岁的患病率是六分之一。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人数就是寿命延长的直接后果，医疗技术只是延长了身体的健康，却没能延长对神经性疾病的抵抗力。
至少对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医疗技术拓宽了两种不同的老人年龄段。第一个老龄段从65岁到80岁左右，这一时间段人们可以期望自己过上健康有活力的生活，他们能尽力地利用社会资源发挥自己的长处。许多关于延长寿命的乐观的谈话都在这个年龄段中，事实上，这个年龄段已经成为人们对寿命延长的实际期待，这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现代医学技术的令人骄傲的成果。这一年龄段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工作时间对退休生活的介入：简单地从经济理由推论，社会将萌生强大的压力，要求延长退休年龄，并尽可能让65岁以上的老人处在工作状态。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社会灾难：年迈的工作人员可能需要重新培训，并且要接受某种形式的职位向下流动，但大多数老年人还是会愿意接受重新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第二个年龄段问题就更加突出。这个年龄段的老龄人已经80岁，体能已经完全下降，逐渐回归到了如同小孩的依赖状态。社会普遍不愿意多谈这个阶段，对此也缺乏经验，因为它超越了多数人珍视的个人自主的理念。第一个和第二个老龄段人数在不断增加，它们共同衍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状况：当人们接近第一个年龄段的退休年纪时，他们的父母依然健在，还依赖他们的照顾，这会限制他们选择的可能。
不断增加的寿命是否会产生社会影响将取决于这两个年龄段的相对大小，而相对大小又取决于未来生命延长技术进展的平衡性。最佳的境况是技术能够同时推迟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的老化进程——比如，通过从分子层面破解所有体细胞老化的原因，从而延缓身体机能的老化进度。
这样，身体和智力的老化将会在同一时间发生，只不过发生得更晚;那么，处在第一老龄段的人数会增加，而第二老龄段的人数则会显著减少。最坏的境况是高度不平衡的发展，比如，人类找到了保存机体健康的方法却对延迟智力恶化无能为力。干细胞研究可能会让人体器官重新生长，但如果没有平行的方式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这项看起来伟大的发明只不过是能比现在更为长久地保持人的植物人状态罢了。
第二个老龄段人数的爆炸性增长将标志着国家“养老看护之家”场景的形成，这个阶段，人们已经能够活到150岁，但是生命的最后50年都依赖着看护人而存活。当然，现在还不能预测，到底是这一阶段，还是让人更为愉悦的第一个老龄段将成为主流。但如果没能够从分子层面发现延缓死亡的捷径，仅仅知晓老化是一个逐渐累积的大面积的生理体系的破坏，那么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未来技术的发展将会比过去做得更好，同时延缓体力与智力层面的老化。现在医疗技术仅能保持人体存活而缺乏生命质量，这是加重自杀率和安乐死的重要原因，它也让杰克·凯沃基安(Jack Kevorkian)这样的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医生成为近年美国和其他地区的重要公共议题。
当现实社会极端老龄化，人们仍然会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年轻的、动态的吗?
将来，生物技术的发展将迫使我们在寿命延长和生命质量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这个选择被广为接受，它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两者之间的取舍是非常艰难的：智力的点滴变化，如短时记忆能力的丧失或对信仰的更固执地坚持，本身很难进行衡量和评价;而前文所提到的政治正确的要求使得真实坦诚的评估更为困难，不仅有年迈亲属的个人需要面对，试图形成公共政策的社会也需要面对。为了避免对老年人产生歧视的隐喻，或者吐露任何他们的生命质量低于年轻人的言辞，将来撰写老龄化问题的人会被迫持续不断地保持乐观心态，预测医疗进步将会既延长寿命又增加生命质量。
这一现象可能在性欲上更为明显。有一位研究老龄化的作者写道：“阻挡老年人性魅力的无疑是那些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洗脑式的说法，认为老年人性诱惑力极少。”老年人缺少性诱惑力真的只是因为洗脑的缘故吗?!很不幸的是，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依据，性别吸引力与年轻度息息相关，特别是对女人来说。进化过程产生性欲主要是为了繁殖的需要，过了生育黄金期，人类几乎没有“适者生存”的压力保持性吸引力。这个结果意味着，在人生的后50年，发达社会的人们将进入“后性欲”时代，大多数的人将不再把性爱放在必须要做的清单里面。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中间断年龄为60、70或更高岁数的时候，因此，对这种未来社会的生活会如何，人们仍抱有许多未解之谜。这样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象会是什么呢?如果你在机场的报刊亭驻足，你会发现杂志上的封面人物都在20出头，那正是大多数人青春靓丽、健康状况极佳的时候。在人类多数的历史时期里，封面人物都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中间断年龄，虽然不仅仅限于展示美貌和健康。未来几代后，当年轻的20岁仅成为人口中少数的一群，杂志的封面会变成什么呢?当现实社会变得极端老龄化，人们仍然会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年轻的、动态的、性感的、健康的吗?随着年轻文化走向终结衰落，人们的偏好和习惯都会改变吗?
一个人口的平均人数向第一老龄段和第二老龄段倾斜的社会，将会对生与死的意义产生深远的影响。几乎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人们的生活与认同不是与生育紧紧捆绑在一起，就是为了赚取支持自己与家庭的资源。赚钱养家与努力工作让个人深深陷入社会责任的网络，这个网络中个人几乎失去控制力，也常常是挣扎和焦虑的来源，但仍会赢得丰沛的满足感。学习应对这些社会责任的过程塑造了一个人的道德观和性格。
恰恰相反的是，处在第一老龄段和第二老龄段的人们对家庭和工作只有被稀释的责任;已过了生育年龄的他们，主要与祖先或后辈联系在一起。处在第一老龄段的人也许会选择工作，但是工作的责任感和由工作所带来的强制性的社会限制将由一系列可供自由选择的工作岗位所取代。在第二老龄段的人既不会再生育，也不会再工作，事实上，你会见到资源与责任的单向流动：流向他们。
这些并非意味着处于老龄段的人们一下子被御去了责任或不再有约束;它意味着生活将逐渐空虚化和更加孤独，因为对许多人来说，是这些有责任感的联系让生活有奔头。当人们刚从努力工作和奋斗的生活方式上退下来，它可能是一段明快的退休时光;但如果它将延续二三十年甚至未知何时结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对第二老龄段的人来说，虽然延长了却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和失去劳作能力的寿命是否会愉快和充实，目前还难下定论。
人们与死亡的关系也将由此改变。死亡极有可能不再是生命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过程，而是一个像小儿麻痹症和麻疹一样可以预防的疾病。如果是这样，接受死亡将会是一个愚昧的选择，面对死亡也不再是一个充满尊严或崇高情操的行为。那么，当生命可以无限向前延伸时，人们还会愿意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吗，或者人们还会谅解为别人牺牲生命的行为吗?人们是会紧紧抓住因为生物技术进展而得到延长的性命，还是觉得无止无境的生命充满空虚并且不可忍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