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并不仅仅是一场糟糕的感冒。一旦一种禽类病毒感染了一个人——也可能是另一种哺乳动物（尤其是猪），那么该病毒可能突变产生一种新型的、可以在人类之间传播的病毒，一场新的流感大流行就可能爆发。
本文摘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大流感”指的是1918—1919年横扫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过去估计全球死亡人数约2000万，新的估计数字为5000万—1亿。这个数字不仅高于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更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这部著作不只是简单讲述1918年发生的事件，它同时也是一部有关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传奇。
文|约翰·M·巴里
所有的流感病毒都起源于鸟类。最受人关注的禽流感病毒被称为H5N1，它最早于1997年出现于香港。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为扑灭这一病毒，100余万只家禽被宰杀。7年后，东南亚的家禽中又爆发禽流感，同时导致数十人死亡。可就在若干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官员再次为清除该病毒而宰杀了超过一亿只禽鸟之后，它却忽然销声匿迹了。
人们的努力白费了。H5N1病毒已经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野生鸟类种群中扎下了根。于是，它在2004年12月卷土重来，噬灭禽类，并导致更多人及包括家猫和老虎在内的其他哺乳动物死亡。禽流感病毒尚未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似乎死于该病毒的人数在感染人数中所占比例甚至与1918年因流感病毒而失聪的人数比例相同。
因此，这里提出几个问题：
1.是否会发生新一轮的流感疫情？
2.如果会，它有多危险？H5N1又会表现出何种威胁？
3.我们该作何准备？ 要做些什么才能令我们准备得更加充分？
01 是否会发生新一轮的流感疫情？
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科学院（通过其医学分部——医学研究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均认为流感疫情一定会再次发生。
出现跨越物种屏障的新重组病毒的威胁总是存在着，由于人类直接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增多，威胁日臻严重。
当然，病毒每感染一个人，就有一次新的机会可以跨越物种传播。任何一个读过本书有关该病毒章节的读者都知道，所有的流感病毒都起源于鸟类，但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突变，并能与其他流感病毒交换基因。一旦一种禽类病毒感染了一个人——也可能是另一种哺乳动物（尤其是猪），那么该病毒不是与已有的人类病毒重组，就是像我们所能想象的一样，直接突变产生一种新型的、可以在人类之间传播的病毒，一场新的流感大流行就可能爆发。
1959—1997年间，只有两人明确感染了禽流感病毒。这两名患者被隔离，而且均未死亡。
与此相反，1997—2005年春，三种不同的禽类病毒就使200余人患病。感染通常成群出现，这三种病毒中的两种已致人死亡。
在这三种病毒中，最持久稳定的、也是我们所知最危险的就是H5N1。已知的禽类病毒感染人类的病例中，超过一半均由它引起。在已被证实的感染病例中，其死亡率为33%—70%。由于目前它在亚洲鸟类种群中流行，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很可能会持续感染人类。
还有另一个威胁，那就是引起了1957年大流行的病毒——H2N2病毒。许多病毒学家都认为它很可能是下一个引起疾病大流行的病毒，因为它不像禽类病毒，它确实能够由人传播给人。此外，由于1968年大流行的病毒，即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流感病毒的出现，H2N2病毒已几近灭绝。这就意味着，目前世界上大部分人从未接触过H2N2，假使该病毒重新出现，他们就极易被感染。（1918年的 H1N1病毒尚有一个毒性轻微的“远亲”还散布在人间，因此人们可能对H1类病毒具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
基于这些原因，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认为新的疾病大流行几乎无法避免，但他们无法预测它何时发生。正如一位流感专家所言：“只闻钟声嘀嗒，而我们却不知道时间。”
02 下一轮流感会有多严重？
所以，下一轮大流行会有多严重？会有200万人、2000万人还是2亿人丧生呢？美国会有多少人死去？
没人说得准。但若将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与艾滋病相比，人们就可以看到形势之严峻。如今世界人口已超过60亿，自艾滋病被发现后，24年来，全球范围内艾滋病死亡总人数约为2300万；与此同时，2005年约有39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病毒）。在美国，艾滋病的累计死亡人数约为50万。
1918年的世界总人口为18亿，仅占当今人口的28%。但1918年的流感病毒夺去了大约5000万人——甚至可能多达1亿人——的生命。前面报告的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24年的累加，而大部分流感导致的死亡发生在短短24周之内。
但要真正展现流感的可怕威力并不需要最糟糕的情形，最佳情形——轻微的流感流行——已足以说明问题。
1968年大流行是一次轻微的流行，美国约有34000人死亡（相当于目前人口中的55000人），这个数字同1918年死亡总人数相比，只是沧海一粟。这可并不是因为医学已经征服了病毒。抗生素可以阻断复杂的细菌性肺炎引起的死亡，但是疫苗只有到大流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效。
WHO估计，一个类似于1968年病毒的流感病毒可能导致当今世界200万—740万人死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目前的发达国家，即使是轻微的流行也很可能造成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后果。事实上，CDC进行了一项研究，以预测如果新的流行性病毒——与1968年的病毒极为相似——侵袭美国，其可能的结果会是怎样。该研究预计，即使是一个温和的病毒，死亡人数也高达89000至207000人。死亡人数如此之高的原因与CDC总结的一样：尽管医学发展了，但死于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的美国人却比以往更多了：1918年、1957年，甚至是1968年，留下免疫系统受损后遗症的人数都还相对较少。今天，很多人，主要是老人，还有接受过放化疗的癌症幸存者、移植受体、HIV感染者等，他们的免疫系统都会受损，而且此类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1918年大流感
此外，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卫生系统也可能被流行病拖到崩溃的边缘，甚至已然崩溃。与其他产业一样，医院已经提高了效率，成本也有所缩减——这也意味着医院实际上已不会有余力。因此，美国目前人均占有医院床位远少于1968年。（这令我回想起一次巡回推销图书时的亲身体验。当我到达堪萨斯城时，一场普通流感的爆发迫使8所医院关闭了急诊室。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即便是最温和的爆发也对卫生系统加压甚重。）而在发展中国家，遇到这种情况，卫生系统就可能全盘瓦解。
类似地，美国拥有105000台呼吸机，其中3/4处于日常使用状态。在一般的流感季节，呼吸机的使用率会升至近100%。而在流感爆发期间，呼吸机自然是供不应求。这一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如抗生素储备不足、继发性细菌感染， 甚至注射针头的供给——都能轻易挑战自1918年以来的所有医学进展。
然而，死亡人数并不足以充分衡量流行病带来的影响。即使是很温和的流行病也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
正如明尼苏达大学的奥斯特霍姆（Michael Osterhom）所指出的，自1918年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
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国际贸易的扩张。2003年SARS的爆发虽然只是导致与中国部分地区的贸易瘫痪，然而由于产自中国的电脑芯片的量实在太大，所以SARS仍然影响到了全球范围内的计算机制造业。疾病流行将会严重破坏国际贸易，国内产业发生混乱尚属于较好状况。
社会行为也发生了改变。1957年，只有10%的人外出用餐，出售的食品种类中只有20%是易腐食物——新鲜蔬菜而非罐头食品。如今，已有38%的人外出用餐，食品种类中有48%是易腐食品。这些新习惯会对病毒传播及社会动荡程度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商业采用的“即时”仓储递送也意味着，如果一个供货商的众多工作人员因病休而无法运送某种关键货物，那么整个行业都有可能瘫痪。运输系统小小的异常——如铁路工人和机场的飞行控制人员患病——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混乱。甚至殡葬行业也无法幸免。在1968年，平均每副棺材出厂后5个月才会派上用场，而现在只要三周半。因此，流行病再怎么温和，也至少将再现1918年的恐怖情形之一——殡仪馆的棺材告罄，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了。
而这已是在温和的疾病流行中最乐观的景象了。
最坏的情况可能超乎想象。我们不需要以H5N1的超高死亡率来危言耸听。2003年荷兰爆发的H7N7禽流感已足够说明问题。该病毒出现于禽类养殖场，致使89人患病，其中1人死亡。89人中仅1人死亡，这听起来并不可怕，但一种新的流感病毒能够导致15%—40%的人病情严重到出现症状，这就很可怕了。它可能导致美国4400万—1.15亿人患病。仅在美国，超过1%的死亡率就能转化为 50万—130万人的死亡。
唯一的好消息似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病毒学家不再相信H5N1会是下一个新的流行性病毒（如果它真的会衍生出下一次大流行的病毒，那么在适应将人类作为宿主后，它也会变得温和）。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很多人——这个数目大大超过已经证实的感染病例数目——已经接触过这种病毒了。目前H5N1还不能轻易地从人传播到人。病毒学家认为，如果该病毒能够采用这种传播方式，那么它早就采用了。
但纵观历史，还没有哪个时期和今天一样，有如此多的人类和动物混居在一起。1968年，中国只有520万头猪、1230万只家禽，现在则有5.08亿头猪、130亿只家禽。而H5N1也在适应越来越多的动物。
03 我们对新的疾病流行准备得有多充分？
我们对新的疾病流行准备得有多充分？
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毋宁说，完全没准备。
疫苗是不错的解决方案，但目前还仅限于理论阶段。
首先，从实际角度来看，要在新的流行性病毒出现之后的6个月内生产、分发、管理数以亿计乃至10亿或更多的疫苗制剂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抵御新的病毒，很可能需要两倍的剂量，而非通常的剂量。所以甚至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要等到大流感的第二波散播开来，人们才可能拿到疫苗。
其次，现阶段疫苗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都远未达到最佳状况。这个问题在2004年就已得到充分证明：当时仅英国一个工厂发生污染，就导致美国的疫苗供应减少5000万份，几乎占了总量的一半。
最后，很有可能的情况是：面对新的疾病流行，在本国人口未全部得到防护之前，各国都不会允许自己的疫苗出口——而美国使用的所有疫苗中仅有一半是在国内生产的。
科学家已研发出若干种能够缩短病程、缓解病症的抗病毒药物，奥斯他韦（oseltamivir）效果尤其显著（尽管如此，奇怪的是尚不清楚该药物是否能降低死亡率）。更重要的是，在疾病流行时这些抗病毒药物还要起到预防作用，使服用过的人们不患病，这使得抗病毒药物在疫苗被生产出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但也只是刚刚开始——储备奥斯他韦，可仅有一家制造商还不能满足需求。如果近期发生一次疾病流行，该药物将很快供不应求。而且，人们始终就病毒对奥斯他韦或其他任何药物产生抗性而心存忧虑。
我们应当将流感视作一次致命的威胁。一场大流感甚至比一次大规模的生物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更多，而且更有可能发生。直到2004年疫苗彻底失败后，国会才开始认真考虑疫苗供应的必要性。但从所拨经费来看，流感仍未引起国会的足够重视。
为大流行作准备的第一步是监督。越早发现新病毒，我们成功研制和发放疫苗的机会就越大。几十年来，WHO一直在监控着流感。
监督具有两个目的：追踪现存病毒亚型的突变从而对每年的疫苗进行调整，以及搜寻任何新的流行病毒株出现的迹象。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要去哪里寻找，所以查明1918年病毒的起源就变得极其重要。
大多数流行病的起源地都是亚洲。原因很简单：在亚洲，与猪和禽类密切接触的人群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病毒从动物传给人类的机会也增多了。部分医学史家和流行病学家相信，1918年的大流行也同样始于中国。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完美，而且WHO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监控世界的每个角落。WHO的监控计划听起来很强大：目前有82个国家超过100个实验室加盟。还有四个缔结合约的WHO流感病毒中心——位于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和英、日、澳三国的实验室——提供详细的分析。
尽管WHO总体上看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但其流感部门在遇到困难考验时已经表现出了果断和能力：它确认并控制住了1997年H5N1病毒的爆发以及2003年的SARS（起先被认为很可能带来新的大流感威胁的一种病毒）和荷兰爆发的H7N7禽流感。迄今为止，WHO在控制H5N1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
然而，参与监控系统的国家还不到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半，还有一些国家（如中国）虽已加盟，却仍有众多地区尚为空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所以，尽管监控系统很有效且值得去改进，但即使它终有一天能满足需求，这一天也不会很快到来。
04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两件事。
一是我们需要从目前的监控系统中获得更多信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开放交流，需要承担严肃的外交承诺，还需要创建保险制度，以赔偿国家和农民因说出真相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提供可能破坏本国经济或生计的信息。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是立即行动。美国和其他具备科学基础设施的国家政府可以启动——无论是合作还是单边——大型的流感调查行动。对我们的资源——将钱用于何处——进行理性抉择的时间已到。
国土安全部将大流感视作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中最可能发生且最致命的一个。到了在防治流感上痛下重金的时候了。
二是我们需要对疫苗生产进行投资，并为大流行的真正到来强化过负荷能力。
联邦政府已为此投入一定资金，但问题仍然存在。疫苗制造商说他们在扩大疫苗产量方面的主要顾虑是需求少和不可预知性。一些政策制定者相信，CDC建议的每年应该接种疫苗的人数正在增加，这也许可以为建造足够的制造设备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即便该法奏效，它也无法解决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美国50%的疫苗需求依赖外国公司。美国人必须决定，是否愿意建设这样一种过负荷能力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这样做需要政府通过提供担保或补助金的方式参与进来。此外，尽管制造商们认为“义务”同产品短缺无关，并非一项重要因素，但是作为鼓励，政府需要立法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
其次，我们需要对改进疫苗生产的技术本身进行投资。大多数人注射的疫苗都是由灭活病毒制成的，但到2003年，一种由活病毒制成的吸入式疫苗问世了。对人类而言，它风险低，是一种更佳的给药系统，因为它能够刺激喉咙黏膜的免疫反应。但这两种疫苗所用的生产流程却都是数十年前的老技术，需要在鸡蛋中培育。而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可以使生产周期缩短数周——在一场大流行中，短短数周时间就可以挽救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生命。科研经费投入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抗病毒药物。
运气好的话，对基础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有可能发现对所有流感病毒都有效的疫苗。研究工作正以基因组中的“保守”区域——例如所有流感病毒普遍具有的某些遗传结构——为目标进行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将资金用在储备奥斯他韦上。这种抗病毒药物是我们目前对付H5N1的唯一武器。但它不是魔法药剂。导致现今大多数病例的流感病毒H3N2，就表现出了一定的抗奥斯他韦的能力。到目前为止，H5N1在实验室内还未对其产生抗性，但我们无法保证它和其他病毒将来不会产生抗性。
就在我们寄希望于科学，期待着下一个科尔或埃弗里的出现时，国际组织、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正在为下一次大流行作准备。只有当大流行爆发时，我们才能知道这些计划者做得有多充分。
1918年的如山铁证，证明该病始于美国，并“随美国军队登陆法国”而扩散开来。媒体和公共官员助长了这种恐慌——不是通过夸大疾病的可怕，而是极力掩饰，试图向公众保证此次疾病并不可怕。
恐惧源于蒙昧，就像在丛林中被未知的猛兽追踪着。所有成功的恐怖电影都是利用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对我们无法看见、无从知晓的威胁的恐惧，以及孤立无援的恐惧，而在所有的恐怖电影中，一旦怪兽露出原形，恐惧就凝缩成具体形象，不复存在了。害怕还会有，但由未知而产生的极端恐惧消散了。
1918年，官方和出版物的谎言令恐惧从未能够具体化，公众无法相信任何人或事，因而他们也就一无所知。恐惧使女人不敢照料自己的姐妹；使得志愿者不敢将食物带给那些病重而不能自己进食的家庭，而让人们最终活活饿死；使得受过训练的护士不敢回应那些求救的紧急电话。恐惧——而非疾病本身——几乎将社会粉碎。
本文摘自
书名：大流感
作者: [美] 约翰·M·巴里
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副标题: 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译者: 钟扬 / 赵佳媛 / 刘念
出版年: 20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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