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编自《陈平原·中国人的精神与命运》发刊词
陈平原在《与学者结缘》中说，并非每个文人和学者都经得起“阅读”。
谈论起文人学者的著述，我们最熟悉的往往是他们留在纸面上的严谨与理智，其实，纸背的温润与深情，同样值得关切。“知人” 不只是为了“论世”，其本身便有独立价值。
什么样的人物值得追怀，不全是取决于事业，更多是性情。
研究者与那些在世或早已谢世的前辈学者对话，若是能超越学理是非的层面，深入他们的真性情与人格魅力，这是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便可说是“结缘”了。
陈平原
“不可救药”的文人
在《晚清的魅力》一文中，陈平原说过：“我经常将晚清与‘五四’两代人放在一起。借用福泽谕吉的话，这两代人的共同特点是‘一身而历两世’。这些徘徊于古今中西间的身影，显得格外敏感、幽深、复杂多变。”
晚清以及“五四”那一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上下求索”的姿态，着实让人感动。他们在怀疑中自我抉择，承担绝望中抗争的痛苦。
五四运动
晚清文人中，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其实不太多，但普遍崇尚独立思考，因为时代并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非自己决断不可。晚清文人多特立独行，洒脱自然，即便其“名士风流”略带表演色彩，毕竟也有真性情在。
吟吟游侠诗文，写写言情小说，或者呼唤革命，或者宣传新知，晚清文人可做的事情很多。只是其所作所为，多“意气用事”。
当你读到黄兴“独立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或者雷铁崖的“十年革命党，七日秘书官”，再或者黄侃的“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的诗句，而且了解其本事时，你定然会心一笑：真是不可救药的文人!
“专业主义“带来的伤害
作为读者，如果你喜欢追究作者压在纸背的思考，看好“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结盟，如此趣味，必然对“有学问的文人”，以及“有文人气的学者”，情有独钟。
联系到今日中国学界，“专业主义”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以至压抑了各种不合规矩的“奇思妙想”，这一点着实令人担忧。
民国时期留英归国学者傅斯年，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的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对于人文学来说，这个代价并非微不足道。
纯粹的技术操作并非理想的学术状态。《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E.W.Said）曾抱怨：“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而研究文学时，“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
“博雅“对抗“专业”
对抗专业化大潮最好的方式，是“博雅”。以“情怀”来补充“规则”的缺失。没必要借题发挥，也不是以史为鉴，在选题立意、洞察幽微中，自然而然地调动自家的生活经验，乃至情感与想象。
在专业领域之外，还有自家的阅读兴趣，还能对社会发言，还敢写无关升等的文章，这种“业余选手”的架势，十分难得。
新文化运动
晚清之末，民国之初，五四运动百年，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群年轻人探索人生道路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思想、学术、文学、教育，仍旧值得谈论。在这些人的命运、境遇、精神和趣味之中，你或许会看到诸多熟悉的蛛丝马迹，你的忧虑或许也曾被他们所忧虑。
为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近现代文学研究重磅学者陈平原开设了一门音频课程，以“中国人的精神与命运”为题，谈论二十位现代名家的言行与风采，让诸多有趣味有神采的文人学者，走出专业的小圈子，方便大众思考与借鉴。
陈平原先生师从著名文史学家王瑶，接续五四学人典范。评说章太炎、刘师培，还是辨析胡适、钱穆，大都有独特的发现。有些话题今天很平常，当初却可能是禁忌（如林语堂）；有些人物今天很陌生，焉知若干年不会成为热门话题（如张竞生）。
让我们在当下纷乱的环境中，略为停下脚步，思考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与人生，也顺便清理一下自家跌宕起伏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