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編自《陳平原·中國人的精神與命運》發刊詞
陳平原在《與學者結緣》中說，並非每個文人和學者都經得起“閱讀”。
談論起文人學者的著述，我們最熟悉的往往是他們留在紙面上的嚴謹與理智，其實，紙背的溫潤與深情，同樣值得關切。“知人” 不只是為了“論世”，其本身便有獨立價值。
什麼樣的人物值得追懷，不全是取決于事業，更多是性情。
研究者與那些在世或早已謝世的前輩學者對話，若是能超越學理是非的層面，深入他們的真性情與人格魅力，這是不可復制的生命體驗，便可說是“結緣”了。
陳平原
“不可救藥”的文人
在《晚清的魅力》一文中，陳平原說過：“我經常將晚清與‘五四’兩代人放在一起。借用福澤諭吉的話，這兩代人的共同特點是‘一身而歷兩世’。這些徘徊于古今中西間的身影，顯得格外敏感、幽深、復雜多變。”
晚清以及“五四”那一代，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種“上下求索”的姿態，着實讓人感動。他們在懷疑中自我抉擇，承擔絕望中抗爭的痛苦。
五四運動
晚清文人中，具有思想家氣質的其實不太多，但普遍崇尚獨立思考，因為時代並沒有提供統一的答案，非自己決斷不可。晚清文人多特立獨行，灑脫自然，即便其“名士風流”略带表演色彩，畢竟也有真性情在。
吟吟游俠詩文，寫寫言情小說，或者呼喚革命，或者宣傳新知，晚清文人可做的事情很多。只是其所作所為，多“意氣用事”。
當你讀到黃興“獨立蒼茫自詠詩，江湖俠氣有誰知”，或者雷鐵崖的“十年革命党，七日秘書官”，再或者黃侃的“此日窮途士，當年游俠人”的詩句，而且了解其本事時，你定然會心一笑：真是不可救藥的文人!
“專業主義“带來的傷害
作為讀者，如果你喜歡追究作者壓在紙背的思考，看好“生命體驗與學術研究”的結盟，如此趣味，必然對“有學問的文人”，以及“有文人氣的學者”，情有獨鐘。
聯系到今日中國學界，“專業主義”成為塑造我們思想行為的主要力量，以至壓抑了各種不合規矩的“奇思妙想”，這一點着實令人擔憂。
民國時期留英歸國學者傅斯年，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越來越精細的學科分野、越來越嚴格的操作規則、越來越艱澀的學術語言，在推進具體的學術命題的同時，會逐漸剝離研究者與現實生活的血肉聯系。對于人文學來說，這個代價並非微不足道。
純粹的技術操作並非理想的學術狀態。《知識分子論》中，薩義德（E.W.Said）曾抱怨：“今天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而研究文學時，“專業化意味着愈來愈多技術上的形式主義，以及愈來愈少的歷史意識”。
“博雅“對抗“專業”
對抗專業化大潮最好的方式，是“博雅”。以“情懷”來補充“規則”的缺失。沒必要借題發揮，也不是以史為鑒，在選題立意、洞察幽微中，自然而然地調動自家的生活經驗，乃至情感與想象。
在專業領域之外，還有自家的閱讀興趣，還能對社會發言，還敢寫無關升等的文章，這種“業余選手”的架勢，十分難得。
新文化運動
晚清之末，民國之初，五四運動百年，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群年輕人探索人生道路的時代。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生活、思想、學術、文學、教育，仍舊值得談論。在這些人的命運、境遇、精神和趣味之中，你或許會看到諸多熟悉的蛛絲馬跡，你的憂慮或許也曾被他們所憂慮。
為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近現代文學研究重磅學者陳平原開設了一門音頻課程，以“中國人的精神與命運”為題，談論二十位現代名家的言行與風采，讓諸多有趣味有神采的文人學者，走出專業的小圈子，方便大眾思考與借鑒。
陳平原先生师從著名文史學家王瑤，接續五四學人典范。評說章太炎、劉师培，還是辨析胡適、錢穆，大都有獨特的發現。有些話題今天很平常，當初卻可能是禁忌（如林語堂）；有些人物今天很陌生，焉知若干年不會成為熱門話題（如張競生）。
讓我們在當下紛亂的環境中，略為停下腳步，思考現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與人生，也順便清理一下自家跌宕起伏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