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幼珉

　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來襲，香港增幾百宗病例，其中多宗源頭不明，疫情尚未受控。

　環顧世界，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超過6000萬人染疫，死亡超過150萬人；其中美國累計確診破1600萬例，累計死亡29萬多人。

　一國領導人如果把流行病看作是對勞動力汰弱留強的過程，認為窮人缺醫反映其人生失敗；背離科學，反對發展公共衛生，未能抓住疫情經濟主要矛盾，疫情氾濫就難以避免。

　中國率先發現新冠病毒，美國本可及早防備。基於美國每年流行性感冒死亡的人數，特朗普在疫情之初卻稱若10萬人因新冠肺炎死亡，會是不錯的表現。

　特朗普政府忽視民眾生命

　當疫情嚴峻，特朗普政府看重資產價格起落而忽視民眾生命，以僥幸心理，像賭博一樣對待疫情。特朗普「甩鍋」中國，操弄政治，把抗疫當作是爭取選票的工具。雖然領導着全球最發達和富裕的國家，其所作所為卻使疫情蔓延美國。

　疫情在武漢暴發初期，人類對新冠病毒知之甚少。中國多地經濟停擺，與多國往來受阻。因為重視生命、相信科學、動員全國抗疫，中國很快就控制了疫情，及後恢復了經濟。

　中國文化是隱性的，有時看起來會比較被動，卻有既定目標。先觀察，注意事態發展，尋找機會而後動。把中美抗疫表現比作一盤棋局，中國在幾個月內把被動轉化為主動，是因為有效控制疫情；做到這一點是由於雙方政策價值觀不同，對疫情經濟主要矛盾的認識南轅北轍，處理手段不同，中國領導層比特朗普政府更相信科學；依靠的人不一樣，中國領導層能按專家意見行事，與特朗普政府決策大相逕庭。也有人認為那與兩國不同的社會制度有關。

　東西方文化不同，抗疫表現凸顯不同文化特徵。中國或東北亞文化傾向規避不確定性；社會重視權威意見，遵循知識，寄望安全保障以避免危機；集體主義是東北亞文化的特點。大眾普遍遵守規範，認同個體與集體利益趨於一致；東方社會公眾自我約束程度較高，崇尚個人自由的西方社會則難做到這一點，東西方年輕人在這方面的差異更明顯；亞洲許多國家權力距離較大，人們能接受不平等的權力分配，公權力有較強約束力。

　不同文化特徵在抗疫過程中暴露無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不少「通識科」教材的宗旨是改變學生從中國文化角度來思考問題，該門學科現正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社會分裂影響香港抗疫

　疫情暴發初期，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等國家或地區居民率先廣泛使用口罩來防止疾病傳播。口罩供應短缺，香港等地的電視節目會教導觀眾如何自製口罩。但不少香港市民對戴口罩和疫情「清零」的態度截然不同。部分市民對全民檢測和推行健康碼有牴觸情緒，關鍵是他們不希望與內地恢復通關。然而，只有「零確診」後，市民才能正常消費、恢復與疫情管控較好地區人員往來，經濟才能復蘇。

　事實上，香港社會嚴重分裂。少數人既不願意看到經濟復蘇，更不願意與內地融合。

　無論政府制定什麼政策，本地一些人必然反對。若政府強制全民檢測，他們會反對，寧可罰款、坐牢，也會拒絕合作。如果香港出現幾十萬名不願意全民檢測而甘願獲罪的市民，政府該怎麼辦，那是需要事前考慮的。

　社會分裂不是特區政府的錯，卻是客觀存在的。在可預見的未來，一些激烈反對中央、反對中央委任的特首、反對特區政府及其政策，包括公共醫療政策的人仍生活在香港。那博弈正是香港政治的一個特點。

　在市民廣泛接種可靠疫苗前，香港難「清零」，措施兜兜轉，不斷擴大強制檢測範圍或許就成了有效防疫的折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