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先是印度央行減息，然後是澳洲央行減息，最近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改變了口風，認為對貨幣政策的變化要採取開放態度，只要條件合適，美聯儲也可以由緊縮轉向寬鬆，或只要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美國也可能會減息。而日本央行、歐洲央行及中國央行也可能加入這股全球減息潮。也就是說，全球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死灰復燃。

　　各國醞釀減息潮

　　可以看到，今年印度央行已三次減息，而且美聯儲鮑威爾對減息持開放態度之後，市場預期這個月的美聯儲議息會議就會減息，預期美聯儲今年減息可能在三次以上。因為，這不僅表現為美國國債長期及短期利率嚴重倒掛，更表現為當前美國的就業資料不如市場預期，通貨膨脹率一直在目標的低位元徘徊，PMI指數下行等。即美國經濟有可能出現衰退，再加上中美貿易戰不知道何時結束，更增加了衰退的風險。這些都是促使美聯儲提前減息的因素。當然，全球各國是否進入減息潮，目前還相當不確定，特別是美國經濟是否進入衰退更是不確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全球經濟進入大衰退，這種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否能夠力挽狂瀾卻是相當不確定的。

　　因為，從歷史來考察，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先是上個世紀90年代起，為了救經濟，由日本央行實行，但實施了近30年，並沒有讓日本經濟重新走上穩定持續增長之路，直到現在，仍然處於低增長低通脹的停滯增長區間。

　　2008年9月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又是為了救經濟，為了防止全球重走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路，先是美國央行，然後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採取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各國央行向市場注入海量流動性，而且這種聯合行為一直持續了近10年。比如，2008年至2017年期間，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擴張了4.5萬億美元(此後的縮表僅僅縮減3910億美元)，美元利率也一直處於歷史最低水平。大量的流動性為政府的財政赤字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資，也幫助美國企業及家庭降低槓桿率，但卻吹大美國股市巨大的泡沫。比如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從2009年一路飆升到2019年的峰值，總漲幅達319%。在2009年至2018年期間，美國社會的淨財富增加了33.6萬億美元，但這些財富並沒有讓整個社會共同分享，而是落入少數人的手上。

　　在中國，2009年之後中國央行通過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銀行信貸增長由2008年的不過5萬億元，上升到2018年的15萬億元，10年間僅是國內銀行信貸增長就達到105萬億元以上。但大量的流動性卻注入內地房地產市場，導致各個城市的房價快速飆升，有些城市的房價上漲幅度達10倍以上。而這些有價值的住房同樣基本上是為少數權貴持有。

　　也就是說，10年來，在全球多數國家向市場注入海量流動性後，各國經濟並沒有走上持續增長之路。比如，年初就有不少國際投資銀行的分析師、經濟學家及一些國際組織都認為，全球經濟又面臨大衰退的風險。美國總統特朗普更是認為，當前美國經濟中所有的問題都在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正常化或緊縮政策，都在於美聯儲的加息，從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迫使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減息，而且不僅要減息，還要大幅減息。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不得不調整貨幣政策傾向。鮑威爾上星期就表示，如果條件允許，美聯儲對減息態度是開放的。此言一出，美國股市立即上漲，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幾天上漲了近千點。

　　更重要的是，美聯儲這樣表態，市場認為日本及歐洲央行也會跟隨，採取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減息。從市場反映情況來看，目前日本政府債券利率已跌至近乎零水平，10年期日本政府債券利率下跌1.5個基點，至負0.12厘，這是自從2016年以來最低的水平。因為市場預測，日本央行有機會在明年6月底之前減息0.1厘，即基準利率會變為負0.2厘。

　　超寬鬆幣策成效有限

　　但是，從日本及金融危機10年來的經驗來看，各國央行向市場注入海量的流動性，其實際效率非常有限。大量的貨幣流向市場，不僅沒有推動全球物價水平全面上升，也沒有保證各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反之，低通脹、低增長、低工資等則成了各國經濟的常態。

　　現在問題是，海量的資金從銀行體系流入為何沒有推動物價水平的上升?海量的貨幣又流向了哪裏?其實，這不僅與近十年來全球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與高科技的發展及全球老齡化的到來有關，也與當前各國整個統計指標體系存在嚴重缺陷有關。在全球進入數位經濟後，與數位技術相關的產品價格越來越低，比如電腦類的產品，支付革命所產生的效率等，這些因素都會導致整個價格水平全面下行。而全球統計指標體系的缺陷不僅表現為測算CPI指標的方式及權重不適應這種變化的消費結構而存在嚴重問題，而且表現為把快速價格上漲的住房列為投資品而無法讓其價格上漲納入在CPI指標統計內。當海量資金都流入資產而推高資產價格時，銀行體系流出的貨幣最多也不能影響CPI的變化。CPI不上行，貨幣政策如何能夠正常化?

　　還有，這些海量的資金多數並沒有流向實體經濟，而是流向各種資產，這10年把全球各國的資產價格推到一個難以想像的高度。

　　比如，在美國，從銀行體系湧現出的流動性流向股市，從而打造了長達10年的美國大牛市。中國則是海量的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打造了一個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房地產大牛市。

　　但是海量資金從銀行體系流出，或銀行信貸過度擴張，全面推高資產價格，所導致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造成整個社會財富越來越分配不公，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對沖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辦人達利奧(Ray Dalio)曾撰文指出，當前社會分為「兩個經濟」，最頂層的40%及最底層的60%(The Two Economies：The Top 40% and the Bottom 60%)，在當前兩個經濟範疇下，頂層的人與底層的人財富及收入分別向兩頭傾斜，佔人口90%的美國底層的財富比例與佔人口0.1%的頂層人所擁有的財產比例懸殊越來越大，而且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底層居民所佔財富的比例一直在下降，頂層者所擁有的財富則一直在上升。

　　也就是說，近10年來，各國央行所採取的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所湧現出的流動性全面推動了各種資產的價格上漲，從而導致了社會財富越來越分配不公，越來越向少數人聚集，導致全球各國絕大多數的相對貧困化，並由此引發不少國家政治生態極大變化，即世界各國的民粹主義興起。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正是這種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如果全球各國再興起一股減息潮，同樣會向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所以，超級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再實施肯定是弊大於利。

　　易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