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待遇和地位需要提高，对人才和劳动应更为重视。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唐言
1月18日晚，10位身着各色工装的“老师傅”陆续走上央视演播厅的舞台中央，接受来自30位相关领域专家评委会评选出的“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称号。
其中，来自中国航天科技(9.860, -0.24, -2.38%)集团的高级技师高凤林，从事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数十年;来自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焊工李万君，曾成功破解“复兴号”列车转向架焊接难题;来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高级技师夏立，参与过嫦娥探月等多项国家重点工程;此外还有核燃料修复师乔素凯、特高压带电检修工王进、地质勘探专家朱恒银、复合型技能人才陈行行、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机修钳工王树军、坚守大漠油田的石油钻探公司高级技师谭文波和敦煌壁画修复专家李云鹤。
高凤林和谭文波对这种场景或许并不陌生。三个月前，在中国工会十七大召开前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他们作为嘉宾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与其他三位嘉宾就“大国工匠”和“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的话题，接受媒体采访。
高凤林说：“在工作实际中的创新很大一部分是解决问题，这需要有大量知识积累和科学的直觉判断，高端创新更离不开大量理论知识的支撑。因此，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非常重要。”
这种朴素的“直觉”在更高层面上早已达成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培养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重要的具体举措之一。
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来，一线工人的技术创新彰显出巨大能量，共开展技术革新349万项，完成发明创造111.7万项，有70.6万件职工技术创新成果获得国家专利项目。
长期研究人力资源的一些专家认为，大国工匠的诞生并非偶然，只有千千万万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真正成型，新时期新特征的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才能在这一基数上诞生技术、经验享誉世界的工匠群体。
培养工匠的土壤
1月中旬，地方 两会召开期间，来自劳动力大省河南、四川等地的地方两会代表委员聚焦的话题颇有针对性。
比如，四川省巴中市工商联主席任小娟表示，应建设完善非公企业产业工人技能培训基地。
在她看来，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国有企业都配有职工培训部门，产业工人技能培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非公企业工人接受职业培训机会有限，导致一线工人技能水平不高，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从一个维度来看，四川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和工业省份，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发电设备产量全球第一。这里生产了全中国60%的核电产品、50%的大型轧钢设备、40%的水电机组、30%的火电机组和20%的大型船用铸锻件……
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四川作为中国排名前列的人口大省、劳动力输出大省，全省近5000万城乡就业人口中，第二产业却仅有1315.4万人。按照四川省高素质产业大军培养意见：到2020年，产业技能人才总量要达到1000万人……
不缺劳动力，但缺产业工人，特别是技能人才，这是四川的现状，也几乎是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缩影。
从数量上看，中国无疑拥有世界最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根据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人数4635.5万人。但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总体不高、结构不合理，技术工人总量不足，已是公认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当前技术工人求人倍率超过1.5∶1，高技能工人高达2∶1，高端技术工人需求缺口一直居高不下。在全国7.7亿就业人员中，技术工人1.65亿，占就业人员约20%，其中高技能人才4700多万，只占就业人员约6%，两项比例都比较低。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珂看来，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还存在结构性失衡，一是产业分布不均衡，传统机械加工类工种多，新型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少;二是国企民企分布不均衡，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民企和中小企业少;三是年龄分布不均衡，四成以上的技师、高级技师平均年龄超过46岁，青年高素质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技术工人队伍面临年龄断档、青黄不接的挑战。
据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无技术等级的职工比例达72.8%，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达61.3%，有高级职称的仅为4.5%。在非公企业、小微企业，技术工人更是严重匮乏。
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看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直接影响到我国在全球经济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能否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当工人，觉得当工人没出息。为什么?归根到底还是劳动力成本低廉，技术工人上升空间狭小、工作待遇较差、社会地位偏低。”航空工业西飞国际航空部件厂“薛莹班”班长薛莹表示。
产业工人缺什么?
2018年年中，一份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各方关注。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现代制造业创新中心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这个案例，剖析了该地区打造国家机器人(13.590, 0.12, 0.89%)集成创新中心的过程中，对产业工人队伍的需求和存在的问题。
南海是广东省多个行业的制造中心、国内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其铝型材产量一度占广东全省的60%、全国的40%;建筑陶瓷产量占全省55%、全国35%;布匹产量占全省20%、全国2%;小五金产量占全省60%、全国约20%……
作为珠三角工业文明的较早发源地之一，上述报告中提到的南海，“由于传统制造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核心竞争能力在于较低的人力成本，而打造现代制造业对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较高;同时由于人员流动过于频繁，南海制造业难以形成一支人员基本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些特点几乎是整个珠三角制造业的真实写照。
调研报告发现，南海拥有90多万现代产业工人，但75%左右的规模以上工业就业由中小微企业提供，较缺乏专业性及创新型人才，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产业工人占比不到50%。而且制造业企业劳动合同期限较短，六成产业工人签订的是1～3年的短期合同，用工弹性高、生产效率低、人员流动性大且临时工及派遣工占比高、部分用工不规范及工作时间长。与此同时，50%的产业工人是非户籍劳动力，子女在当地就读、享受过政府公共住房服务等方面的比例更是偏低。种种因素，制约了一支稳定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
这与三年前，34个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历时四个月，走访华为、中兴通讯(20.110, 0.40, 2.03%)、江南造船厂、振华港机、新时达(5.040, -0.33, -6.15%)机器人公司等一批著名的传统制造业和新兴技术企业后得出的结论，惊人地相似。
调研项目的召集人之一、参与调研的经济学家张兆安认为，当下，产业工人这一职业身份在社会大众认知中日渐式微，收入不高是不争的事实，在传统企业中的工作环境尤其艰苦，同时专业技能要求又高，年轻人不愿意当工人成为突出问题。
大多数人大代表表示，制造业升级转型战略大计中，人才供给侧改革是重要的战役之一，而维护工人队伍、技能人才的稳定是当务之急。
这些担心，在2017年年中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下称《改革方案》)里得到了回应。方案从5个方面提出25条具体改革举措。其中，“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在党和国家文件层面是第一次明确规定。
一些具体措施，如建立各类培训主体平等竞争、产业工人自主参加、政府购买服务的技能培训机制，以及促进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纵向衔接连通、横向互通互认等，在一些地区已有实践。
“政府购买培训成果”最早在上海兴起。1999年，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到上海调研，就充分肯定了这种模式，后来在长三角的无锡、宁波等地，这种模式推广开来。2015年，上海市又出台了领风气之先的《关于开展“直通车式双证融通”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通过“双证融通”培训课程考核的学员，既可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又可直接取得学历教育中的课程学分，这类似于德国实行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结合的“双学历”教育模式。
“这不仅促进了职业培训社会化、市场化，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还为产业工人打开了上升通道，提高了自身素质、社会地位和认可度。”上述调研报告表示。
激励机制的探索
在技能素质提升、社会地位和认可度提高的同时，良好的激励机制也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必不可少的一环。
鉴于高技能人才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民企和中小企业少的现状，探索对这些产业工人群体的激励机制，实际上与历年来国企改革的大背景和总基调是密不可分的。
曾担任过国家经贸委国企脱困办公室副主任的周放生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大多数产业工人特别是技能型人才来说，体现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的分红权激励更为适合。”也就是在不涉及股权变动的前提下，调整收益权，从而实现存量不动、增量利润共享、风险共担的激励机制。
这种方式早在2010年就有了试点。当时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在部分中央企业开展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的通知》，13家央企纳入试点，主要采取岗位分红权和项目收益分红两种方式。
其中，岗位分红权激励对象中包括在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核心科研、技术人员。而项目收益分红激励对象也包括对主导产品或者核心技术、工艺流程作出重大创新或改进的核心技术人员。这些人正是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中亟待稳定和扩大的群体。
加强对技术工人的激励，德国是一个典型国家。德国技工工资高于该国平均工资水平，技校毕业生工资普遍高于一般大学毕业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与德国对职业教育和技术工人的全方位重视密不可分。
“要让中国工人特别是技能人才，在收入待遇水平以及受尊重程度上，达到德国技工、技师群体的水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周放生说。
他认为，包括分红权、员工持股在内的激励机制改革试点，以及对“五一劳动奖章”等全国荣誉获得者予以重奖、提高技能评比和技能竞赛奖励等等做法，在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中应该成为常态。
成为工人代表
政治地位是中国产业工人与生俱来的优势，十八大以来，这种优势正在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也成为壮大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内容。
《改革方案》提出，要适当增加产业工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群团组织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中的比例，探索实行产业工人在群团组织挂职和兼职。
李珂认为，这为产业工人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和平台，充分保障了产业工人的源头参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468名(其中有45名农民工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5.70%，提高了2.28个百分点;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3名，占代表总数的20.57%，提高了0.15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在当年选出的十八大代表中，来自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有692名，占30.5%，比十七大时提高了2.1个百分点。其中，工人党员代表由十七大时的51名增加到169名，占代表总数的7.4%。
在来自基层和生产一线的工人代表当中，既有煤炭、钢铁和机械制造业的产业工人，又有交通运输、市政、环卫、金融、经贸等服务行业的工人，还有26名是农民工。
到了十九大，一线工人代表比例进一步提高。在十九大当选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771名，占33.7%，比十八大增加79名、提高3.2个百分点。其中，工人代表198名(农民工代表27名)，占8.7%。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薛莹表示，未来，随着工匠待遇和地位的提高，对人才和劳动的愈发重视，各级职工中一定会涌现出更多拥有过硬本领的年轻一代新生力量，这也是中国走向制造强国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