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书单· 第九期张楚

　　张楚：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杂志发表过小说，出版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在云落》、《梵高的火柴》、《风中事》、《夏朗的望远镜》等。

　　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十月》青年作家奖、《十月》文学奖、第十六届第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家》金短篇奖、《小说选刊》奖、孙犁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

　　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并且做出欢喜的样子

　　张楚

　　被朋友拉出去吃宵夜。这是个时常游离的人，点了一大堆羊肉串和涮牛肚，却仿佛厌食症患者般恹恹地、心不在焉地咀嚼着，似乎深夜美食都不能打动他的味蕾。我本不饿，只叫了杯白水，边喝边扭头看旁边那桌聚会的年轻人大声喧闹、打情骂俏，拥抱亲吻，室内犹如壁炉里的火。这几天一直下雨，一个季节被另外一个季节驱逐，终归是有些凉意。吃完后出来，仍密密麻麻落着小雨，我们低头默然走路，只听到鞋子踩到雨水落叶后咔哧咔哧的声响。闭眼竖耳倾听，冬天似乎就真来了。

　　在这条走了无数遍的小路夜行，灯昏聩寂寥，让我不禁想起《喧哗与骚动》里迪尔西的早晨。福克纳写道，这一天在萧瑟与寒冷中破晓了。一堵灰黯的光线组成的移动的墙从东北方向挨近过来，它没有稀释成为潮气，却像是分解成为尘埃似的细微、有毒的颗粒，当迪尔西打开小屋的门走出来时，这些颗粒像针似的横斜地射向她的皮肉，然后又往下沉淀，不像潮气倒像是某种稀薄的、不太肯凝聚的油星。

　　本想好好地聊聊《喧哗与骚动》。我如此地喜欢这部小说。可是关于它，又能说些什么?无非陈词滥调，关于它的文论成千上万，露怯也是难免的。又想说说《八月之光》，这部每年夏天都要细读一遍的小说，闻起来满是陈年老屋里灰尘的不祥之气：危险、呛人、黯然，然而屋子里坐一宿，你就会被它绵长、粗粝、绝望的气味熏得迷失起来。这部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克里斯默斯和莉娜，自始至终也未能见上一面。当然，他们能否见面一点都不重要，相对于《野棕榈》来讲，他们好歹还有一个中间人布朗。我偏狭地认为，对于人物精神世界的梳理与塑形，也许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与福克纳相媲美。除了克里斯默斯，我最感兴趣的人物不是莉娜，而是海托华。这个被废黜的长老会派教会牧师，简直就是每个时代里即将被抛弃、又时刻骄傲地抬起头颅的那群人的坚硬缩影。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与尊严，他们从来都不怕被抛弃。也许，到了最后，我们每个人都是海托华，坐在黑屋子里回忆往事，并对时代抱着某种不愿提及的嘲讽。相对于《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显得有些杂乱，但并不散乱。十五个人物叙述的五十九个片段，构建了类似于《奥德修记》的一次乡村历险。英国批评家迈克尔·米尔盖特认为，“本德仑”这个姓(Bundren)与约翰·班扬《天路历程》中基督徒身上的负担(burden)有一定关联。本德仑一家人进行的是一次具有冷嘲意味的朝圣者的历程，框架上与《天路历程》也很是接近。加缪也说：“梅尔维尔之后，还没有一个美国作家像福克纳那样写到受苦。”不管怎样，这部小说肯定是福克纳最好的长篇之一。这种多角度叙事(叙事者的身份多到令人头疼，需要时不时地翻看人物表)，在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里得到了更为癫狂的张扬。毫无疑问，福克纳是现代小说的结构大师，他擅长使用复调结构和对照型结构，同时对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在结构上也有变相的运用。后来者没有谁不从他这里学一招两式的。言说福克纳很危险，我的确没有这个胆量。

　　其实，想聊一聊的书还有很多。

　　比如《包法利夫人》。尽管这本书写于一百五十多年前，但至今仍让我们唏嘘不已。“包法利夫人”这种精神类型的女人，现在依然随处可见。一百多年过去，这个世界上照样有无数的包法利夫人们在诞生、在成长、在绝望中毁灭。用纳博科夫的话讲，“世间从未有过爱玛·包法利这个女人，小说《包法利夫人》却将万古流芳。一本书的生命远远超过一个女子的寿命。”跟无数的朋友推荐过这本小说。它看上去相当古老无趣，只是讲了一个女人的婚外恋故事，要多俗有多俗，可我觉得只要读懂了艾玛，就读懂了所有的女人。这样说肯定有些武断，不过我也不介意得罪艾玛这个类型的人，反正她们总是温柔的、童真的，即便是性欲，也粘带了童话的味道。在小说技法上，《包法利夫人》更是一种标准。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法国“新小说”作家和理论家都视福楼拜为先驱。略萨在他那部专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无休止的纵欲》中，认为福楼拜的写作“形式从来未与生活分离：形式是生活最好的维护者”。没错，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时代，福楼拜已经采用了类似电影的剪辑手法，近景远景的替换增加了文本的层次性，按纳博科夫的说法，对话更是多声部配合，形成交响乐的效果。我当初的想法是从风物说开去。关于永镇的风物描写，已经跳脱开人物独立存在。这像是一种笨拙的魔法，道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道具，而具有了跟“人物”或“主角”一样的身份和地位，它已经彻底孤立于它从属的那个整体。在关于“物”的哲学意义上，“新小说”无疑做了更具说服力的尝试和拓展。当代中国小说里很少有“物”的存在和重量。但我在格非的小说《隐身衣》里似乎隐约找到了与之相关的变形展现——关于音响的描摹和叙述。“音响”作为“物质”，像石头一样矗立在文本里，它对情节发展并没有起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且并没有作为一种小说的技术手段转化为“象征”和“隐喻”。这样的“物”的安排是妥帖的，它没有成为危险的累赘或惯用的手段。

　　比如《呼兰河传》。关于萧红，我自己有很大误解。每次听闻人家拿张爱玲与萧红比较，都觉得是对张爱玲的一种贬低。在我印象中，萧红和丁玲一样，是靠绯闻立足文学史的女人。也曾经尝试去体会揣摩，屡屡心无所得。然后在此深秋，我再次逼迫自己去接纳她。或许跟年龄有关，这次我被《呼兰河传》深深打动(犹如几年前读契诃夫读到泪流)。这感动因为掺杂了某种先天性的歧视和冷漠，因而与我而言，显得更为诚挚。

　　我发现，《呼兰河传》并非是简单的抒情诗、地方风情画和歌谣。萧红小说风格最重要的品质，在于悲伤的幽默。这种幽默使她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成熟的小说文本形式。她善于充分呈现东北乡村的日常生活图景，直到这个“图景”实现它的全部戏剧性——这种戏剧性不仅是小说的内在逻辑，更是小说的叙事动力。可以说，萧红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文体家。我还发现，萧红的小说跟师陀的小说有很多共通之处，以《呼兰河传》和《果园城记》为例，都是类似于舍伍德·安德森《小镇畸人》的散点式结构，都是构建一个封闭愚昧的独立世界，都是平视的叙述者视角，没有过于冷静的俯瞰，也没有过于煽情的仰视。他们骨子是真正的热爱他们的呼兰河城和果园城，而且在对生与死的终极问题上，都有着中国乡村式的幽默豁达。可以说，萧红小说里的温度让我体味到土地的宽广和仁义，而张爱玲，则是精致的冷漠和厌倦，让我对人性抱以某种必要的冷眼。当然，从文学意义上讲，哪种品质更为可贵，实在是没有衡量的标准。

　　还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和《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远藤周作的《沉默》、珍妮弗·伊根的《恶棍来访》、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天才雷普利》、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萨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事件》、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保护证》、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三岛由纪夫的《春雪》、伊斯梅尔·卡达莱《亡军的将领》、孔飞力的《叫魂》、威廉·特雷弗的《山区光棍》、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想要推荐的书可能仅仅比我们肉眼看到的星星要少些。这些伟大的作品矗立在那里，除了让我们敬仰，更让我们敬畏，让我们在它们的光辉下畏手畏脚、笨手笨脚地写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字。这到底是一件好事、抑或是一件坏事?说不清。

　　记得毛姆叔叔在谈及侦探小说的兴衰史时，曾不乏揶揄地说，我真是敬佩那些在深夜里阅读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读者(大意如此吧)。他的话放到如今的中国似乎更为恰宜。感谢那些随手翻阅我文字的人。你们让我觉得即便是面对伟魁的山峰，平地也委实没有必要羞愧。

　　外面落着雨，野鸽子咕咕叫着，雨中还传来奔跑的人们的笑声。犹在深夜，这笑声似乎更为空荡热烈。我觉得还是《我弥留之际》里的塔尔说得好。作为一个农民，他比谁都更清楚：

　　“反正，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并且做出欢喜的样子，这总不会错吧。”

　　家张楚书单：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

　　约翰·班扬《天路历程》，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略萨在他那部专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无休止的纵欲》;

　　格非的小说《隐身衣》。

　　萧红：《呼兰河传》。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和《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远藤周作的《沉默》、珍妮弗·伊根的《恶棍来访》、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天才雷普利》、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萨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事件》、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保护证》、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三岛由纪夫的《春雪》、伊斯梅尔·卡达莱《亡军的将领》、孔飞力的《叫魂》、威廉·特雷弗的《山区光棍》、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