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深

　　從大英帝國的心臟倫敦，到羅馬人建立的城市巴斯，再到大西洋畔的布裏斯托爾，坐在高鐵上欣賞英國廣袤的平原、蜿蜒的河流、低緩的丘陵和平靜的鄉村，感覺似乎穿越了幾千年的歷史。而串起這一段歷史的，則是無處不在的以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魯內爾命名的咖啡館、酒店、建築和雕像。

　　偉大僅次丘吉爾

　　這位在中國教科書上很少提到的天才工程師，在英國卻是大名鼎鼎。在他僅僅53年的生命中，主持修建了泰晤士隧道、克利夫頓吊橋、大西部鐵路、SS大不列顛號等3艘蒸汽船、皇家阿爾伯特大橋、Renkioi戰地醫院等知名工程，革命性地推動了全世界的公共交通、現代工程等領域的發展。在2002年BBC舉辦的「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評選中，布魯內爾僅次於溫斯頓‧丘吉爾名列第二。時至今日，以布魯內爾名字命名的布魯內爾大學，仍在工程、設計、藝術等專業上全球領先。

　　今天回看，布魯內爾的涉獵範圍之廣、專業之深、成就之大，無疑令人驚異其無與倫比的智慧。但我想，布魯內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身處的「樂觀時代」也是功不可沒。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中這樣描述當時的世界：「19世紀資產階級創造的生產力比之前所有時代加起來還要大。人定勝天，機械化、工農業的化學應用，蒸汽輪船、鐵路、電報，整個大陸的全面開發、開鑿運河等，仿佛用法術從地底召喚出大量人口——之前那個世紀的人會想到社會勞動會蘊藏?如此巨大的生產力?」

　　改變成為了信仰

　　19世紀的英國，就充斥着這樣的樂觀主義。設想在那個時代裏，人們每天所面對的是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新能源、新發現，改變成為了信仰，人們堅定地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改變的，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也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一切都預示?：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好。人們所需要做的只是，勇敢去設想，哪怕只是幻想;勇敢去嘗試，哪怕只是盲動;勇敢去冒險，哪怕只會白白送命。這也是為何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主義影響一直流傳至今。

　　曾幾何時，這樣的樂觀精神也曾在中國瀰漫，無論是成功上演的「罐頭換飛機」、「深圳速度」，還是「炸開喜馬拉雅山脈，讓印度洋的暖流進入青藏高原」這樣的天方夜譚，都是這種精神的絕佳注腳。然而，這樣的精神，正在這個確定性和不確定性都達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世界逐漸消失。發現殆盡的表面世界，日益深邃的知識儲量、不斷擴大的認知鴻溝——這個世界不會再有布魯內爾了。貝索斯、馬斯克、紮克伯格，只不過是打扮成發明家的資本家而已。更讓人擔憂的是，沒有人能夠清晰地指出，未來究竟會發生什麼。

　　彼得‧蒂爾和布萊克‧馬斯特斯將世界觀分為四種：對未來明確的悲觀主義、對未來明確的樂觀主義、對未來不明確的樂觀主義、對未來不明確的悲觀主義。告別布魯內爾，告別浪漫時代，回到現代社會。無論樂觀與否，不確定的未來，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