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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靠法治 笼关虎更关权力

2014-07-30
来源:香港商报

  周永康终落马

  【香港商报讯】昨日傍晚,新华社发布消息:鉴於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由此,坊间传闻已久的周永康案终於露出水面,周永康本人则成为中央反腐风暴中、亦是近30年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一举打破外界传言的「打虎不上常委」之说。
 
  破「打虎不上常委」传言
 
  去年10月1日,周永康曾参加母校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这是其最後一次公开露面。他最後一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出现於公开报道,则是去年11月浙江政协原副主席王承绪逝世时出现在慰问及吊唁名单中。当时,内地媒体正在报道其子周滨及其亲属「以不名誉的手段取得中石油长庆油田两个高产区块,并转手获得高额收益」。
 
  去年底,周永康「老上级」、原石油工业部部长唐克去世,官媒在其离世近两周後才发布讣告,仅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未提周永康名字。今年春节前,官媒报道现任领导人看望退休老同志新闻时,周亦未列入看望名单。
 
  今年3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周永康被调查」传闻时,发言人吕新华以「你懂的」三字回应,再度引发外界猜测。
 
  周永康曾在石油系统内任职超过30年,官至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在一年国土资源部部长经历後,1999年开始担任四川省委书记,3年後调至中央,先後担任公安部部长及中央政法委书记。
 
  「剪裙边」多人落马
 
  2013年6月以来,曾担任过周永康秘书的原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原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先後被调查。
 
  今年7月2日,「秘书帮」最後落马的冀文林被宣布移送司法机关,意味着中纪委对「秘书帮」调查基本宣告结束。同日,曾在中央政法委担任过周永康秘书的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与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被宣布开除党籍。
 
  据内地媒体报道,中共十八大後已有35名省部级「老虎」被打掉。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认为是周永康周边案件「裙边」,如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李东生、蒋洁敏、冀文林、谭力,与周曾有直接交集的落马高官占据所有现身「老虎」比例的20%甚至更多。
 
  另有消息表明,周永康之子周滨亦已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湖北宜昌市检察院批捕。
 
  四中全会或有定论
 
  据中通社报道,内地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从当前消息来看,周永康已被双规,但案件尚未处理完。「查办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需时很长,预计四中全会将会对相关问题向全党进行说明」。他表示,查办周案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执政团队加大反腐力度的必然结果,力图解决高级干部监督缺位的长期问题,「相信此案不会是反腐的重点,某种程度上会是一个起点」。
 
  值得关注的是,新华社消息未以「同志」称呼周,也未提及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有专家表示,周案官方消息有两点「非同寻常」:首先,作出查办周案的决定者是中共中央,中纪委是该案调查机构;其次,与中纪委对官员「调查」不同,周案将由中纪委「审查」。这不仅与周政治局常委的级别有关,亦暗含周或涉严重问题或被严惩。
 
  官媒:反腐不止步
 

  昨日,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後,内地官媒人民网即时刊发评论《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指出「从严治党没有终点,反腐不会止步」,打掉周永康这只是阶段性一步,接下来谁腐败谁同样会受到惩处。

        反腐靠法治 笼关虎更关权力

  早在去年,外界就风传将有「大老虎」入笼。继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落网後,关於这只「老虎」的种种猜测和传言昨天终於尘埃落定,周永康作为建国以来违纪落马的最高官员浮出水面。学者指出,周永康的落马标志着中国反腐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中国政治具有非凡的意义。周永康案让外界看到腐败已经侵蚀到了中国领导层,然而有错必纠之举对重铸政府公信力仍有非凡的意义。未来,反腐斗争若要持续,除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外,当局更应加强制度建设,把反腐斗争纳入法治轨道。香港商报记者伍敬斌
 
  清算害群之马为改革开辟新路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对反腐斗争的高压态势,不论官阶高低,查处了一大批贪腐官员,几乎每隔几天,都能在媒体上看到有官员落马的消息。而周「大老虎」案的收网,或许标志着本届政府反腐行动达到最高潮。彻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贪腐,首开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高级别领导人因贪腐而落马之先河。
 
  不除腐败改革难深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结束後的总理记者会上表示:「对於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我们实行的是零容忍。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治。」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周永康的落马对中国政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可以说,此举沉重打击了中国官场内的腐败力量,也开创了中国反腐的新局面,为今後继续深入地反腐倡廉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外,对周永康的清算也能有力地排除未来改革开放的障碍,进一步树立中央权威、加强国家的稳定,使改革力量更为强大。这些对於今後深化全面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王占阳还说,而从法治的角度上来说,周永康曾长期主管政法工作,他必须为这些年来政法系统的腐败和体制的倒退,以及许多冤假错案负责任。这只「大老虎」被清除,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同时对於清理政法系统的「害群之马」也会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为建立法治中国开辟道路。「打老虎」最根本的目的是为改革开辟道路。因为「老虎」不仅仅是贪腐的老虎,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拦路虎」。不清除腐败分子,改革开放难以深入。
 
  把权力关进笼内
 
  事实上,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在十八大後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而这个势头和相关措施势必会在今年延续下去。
 
  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逐步落实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各项措施。包括完善派驻机构改进巡视制度,强化上级纪委领导作用和党委担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等。
 
  周永康的落马,足以证明法治化进程的道路不能走回头路,更不会让个别人的「特殊」阻断前行的方向。一切超越法律规定的不合法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用法律严惩危害社会和人民的「老虎」,这个「笼子」不因任何人的职务高低而发生变化。当任何人企图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谋取私利时,都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法治反腐是正途
 
  「大老虎」进笼子,是新年的一幕大戏。这标志着中央的雷厉风行的「反腐风暴」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目前还未出现制度性建设的成果。如果说周永康是过去中国政法部门最大的「害群之马」的话,如今法治建设和反腐制度是时候进入新阶段了。
 
  司法独立意味司法改革
 
  王占阳指出,周永康落马还不足以让人们心头之石落地,人们还在继续观望。反腐败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工作,必须要有更多、更大、更持久的成就才能让人民对反腐败真正有信心。现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医有言「不治已病治未病」,反腐也应把「治未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认为,中国预防腐败的制度是否有改变,只靠中纪委的加强纠察是远远不够的。王岐山就曾说,现在中国的反腐是要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总的来说,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靠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改革方面政府减少权力;另一个就是建立法治社会,引入更多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并加大官场的透明度。这样官员腐败的几率才会减少。而要想中国建立法治社会,司法就必须独立。司法独立就意味着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如果未来中国司法能够真正独立,那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期望制度防腐
 
  刘胜军还说,所谓的「法治」,其本质就是约束公权力,各种政治力量,包括政府都应该受到监督。中国的司法制度仍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相当一部分社会问题都可以归咎於司法制度不健全,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相当不力。所以中央政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改革中,司法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在刘胜军看来,司法改革的核心就是司法独立。他说,目前,中国的司法改革所确定的方向是地方上的司法独立,即司法垂直管理,避免了地方政府对司法施加的影响。这应该是一种方向正确的、有限度的改革。王占阳表示,中央反腐,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需要这样理解:权力不仅仅要关在高层领导通过雷厉风行整顿吏治所编织的笼子里,更应该关进民主法治所编织的笼子里。目前,对中国来说能够迅速发挥作用的是高层领导所编织的「笼子」,以此来赢得法治建设的时间。就这方面来讲,最近一年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并且产生明显的效果。现在人们的期望是,反腐的制度建设更加有效,最後通过运动式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过渡到制度性的「防腐」。
 
  制度反腐根除滥权
 
  长期以来,内地民众虽然对腐败深恶痛绝,从直觉上也觉得腐败现象很严重,但是究竟严重到什麽程度,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对腐败的认识停留在猜测的层面上。而如今,真正看到了官场腐败现状,恐怕难免会形成对执政党更加深的成见。
 
  要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反腐要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现在看来,中国官场的腐败就如身体上发生病变的肌肉,要看病,就要露出病变的创口;要治病,就要割去病变的肌肉。贪腐的官员,就像这些病变的肌肉一样,曝光了才能找到病因;惩治了才能治疗病变。俗话说,知耻而後勇,反腐斗争的过程可能伴随着羞耻与疼痛,但是反腐必须进行到底。
 
  腐败是政府的天敌
 
  反腐败斗争能否取信於民,群众把是否对腐败分子「动真格」看作是试金石。如果要以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将反腐败进行到底,就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创新和完善反腐倡廉工作。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对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行了部署,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可以落实。从中国高层的新要求看,要实现反腐败斗争依纪依法有序开展,就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要求,切实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国家廉政立法,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正如李克强在两会後总理记者会上所言:「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
 
  反腐不应有终点站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分析,近年来,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制度条例,比如,在2010年颁布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甄选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四项监督制度,严厉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首次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这些都是今後推进廉政立法的基础。廉政立法的范围应包括围绕公共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实施手段上应更为严格,反腐机关应具有更大的独立权力,同时,在制度法规的制定过程中需更多地体现公众力量,发挥社会监督的渠道作用。
 
  无论如何,中共反腐斗争已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制度建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正如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也不应有终点站。
 
  打大老虎重铸当局公信
 
  去年以来,中国的高层决意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了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坚持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强化监督,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畅通人民群众举报和监督渠道,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评价。习近平曾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言必信行必果赢民心
 
  有论者称,周永康案虽打破了「刑不上常委」这一中共不成文的规则,但这有可能带来风险,更加削弱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去年了结的薄熙来案,以及今年的苏荣案、徐才厚案,都使得执政党的形象受到了打击。周永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贪腐而落马的第一位政治局常委,这对中国执政党的形象会造成多大损害?王占阳认为,上述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清算周永康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利大於弊的。中国官场的贪腐在民众当中早已不是秘密,人民最关注的不是「打苍蝇」,而是「打老虎」。在民众都大致知道高层存在贪腐的情况下,仍然畏於形象受损而对贪腐视而不见,这反而会导致形象进一步恶化。所以「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反腐,才是正确的选择。此举特别有利於增进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好处远远大於坏处。坚持不懈地打「打大老虎」,让人们看到这不是权力斗争的手段,而是真心实意的反腐,这将使执政党的公信力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恢复。王占阳说,当下的中国,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有目共睹。这源自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形势日益严峻,反腐的口号也是越喊越响,然而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若是遇上大的腐败分子,司法往往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政府的公信力就在类似的事情中不断地流失。所以清算周永康,算是中国高层的一次「言必信,行必果」的决策,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长效反腐难须靠监督制衡
 
  在古代,中国的王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例子数不胜数,认识到腐败危害并进行吏治整顿的君王也不是少数。然而,腐败现象总是能像杂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彻底推进法治建设
 
  王占阳指出,在中国如此广大的国家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的司法体系是无法做出进一步的法治体系的。众所周知,法治只有在权力受到制约的情况下产生。王占阳认为,权力的制约来自於三个方面面: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约,其次是权力的横向制衡,还有就是自上而下的制约。纵观全球,各国都有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中国更是把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作为主要的权力监督方式。实际上,这种权力监督方式只对於小国家来说比较有效,它们范围小、人数少,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至上而下的制约强度不可避免地会自上而下逐级衰减。这样,当权力的制约到达基层後,其强度将远远低於最高层的期待。管理幅度太宽、管理距离太长,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效果差的直接原因;也是以前中国的反腐运动只是起一时效果而不能长久保持的原因。王占阳还说,法治建设上,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自上而下的约束越来越弱的情况下,法律越往基层走,影响力就越弱,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所以法治不在於政府文件这一张纸,而在於权力的约束。在没有权力约束的社会,即使「有法」也「无天」。故而,在中国建设法治,除了现阶段加强中央权力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权力约束,来推进目前有可能推进的法治建设之外,将来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之下的完整的、彻底的法治建设。
[责任编辑:陳明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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