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家教
曹操不仅事业成功，繁衍后代也很成功，他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才，如曹丕、曹彰、曹植、曹冲等。
曹操工作很忙，但对孩子教育抓得很紧。曹丕在《自叙》中回忆，他五岁时，父亲就教他射箭，六岁就教他骑马，八岁时他就精通骑射了，经常跟着父亲到各地去征战。而且他是文武兼修，八岁时就能够写文章，后来又博通经史诸子百家之书。
曹操家庭教育成功，与他的卞夫人也有极大关系。卞夫人很有见识，是位了不起的母亲，她的四个儿子，除小儿子曹熊体弱早夭外，曹丕、曹彰、曹植都非常杰出。
卞夫人原是位歌舞伎，在汉代，这是家族性职业，称为“倡家”。曹操在家乡谯地结识她，纳为妾，后来带到洛阳。董卓控制洛阳时，曹操只身“微服东出避难”。几天后，他的朋友袁术来到家中，带来曹操的死讯。这时候，曹操已经有了一些追随者，是他最初的“家底儿”，听到曹操死讯，他们就要做“鸟兽散”。关键时刻，卞夫人表现出了不凡见识，她劝阻这些人：曹君之事只是传闻，吉凶尚未可知，今日你们散去，明天他如果没事，你们有什么面目再与他相见？即使真的不幸，我们不过是一起死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听了卞夫人的话，曹操最早的这些班底儿凝聚起来，保护曹家老小。
后来曹操听到此事，对卞夫人的见识大为称赞，放手让她管家，并把别的姬妾生的儿子也都交给她去教养。曹操政治上“唯才是举”，在家里也善于识人用人，因此家庭教育十分成功。
不过，曹操在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误。他一生英武果决，却在立储一事上优柔寡断，处置失当，留下无穷后患。
曹操最中意的儿子是曹冲。曹冲比曹丕小九岁，比曹植小四岁，他“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曹冲称象的故事广为人知，他不但智力卓越，为人也非常仁厚。曹操多次对大臣们讲曹冲的逸事，有“欲传后意”。
很不幸，曹冲十三岁就因病去世，曹操“哀甚”，曹丕去宽慰他，他竟然狠话脱口而出：“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不知曹丕听了这话，心中有多憋屈。
在当时曹操诸子中，曹丕最年长，但曹操迟迟没有确定他王储的地位，反而在他和曹植、曹彰间犹豫不决。这几位竞争得很厉害，尤其是曹丕和曹植，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导致他们后来相互疑忌。曹丕做皇帝后，对曹植等刻意防范排挤，令曹植后半生报国无门、悲愤抑郁。有人搞了个“魏晋怀才不遇指数”，曹植名列第一。
同根相煎 “八卦”传闻多多
由于有橡胶坝拦截，洛河在洛阳市区段水面开阔，气象万千，但在其下游的汉魏洛阳城段，水面很狭窄，河滩也十分杂乱。徘徊在河滨，让人觉得这样的洛河，很对不起曹植的《洛神赋》。
曹植的洛河，美丽异常，岸边芳草萋萋，夕阳笼罩着树林，他从容漫步，目光流转，欣赏清澈而迷蒙的水面，与“凌波微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不期而遇。
曹魏建立后，洛阳重新成为首都，但曹植在首都的时间却很少，他被曹丕分封到外地，被“监国使者”监督，不奉诏不能回来。尽管如此，曹植关于洛阳的作品却不少，大约每次短暂的洛阳之行，都让他感慨良多。他在洛阳的重要作品有《七步诗》、《洛神赋》、《赠白马王彪》等，因曹家兄弟不和，这些作品被附会了很多故事，云遮雾罩，真假难辨。
《七步诗》的真伪存在很大争议。余秋雨认为，以曹丕的智商，不大可能在宫殿上做这样残暴而又儿戏式的恶作剧。况且曹丕深知曹植才思敏捷，要刁难他也不会做得这么笨。余秋雨认为这首诗比喻得体，有乐府风味，很可能确实是曹植的手笔，但创作时的戏剧场面，大约就是后人虚构的了。
《洛神赋》则被附会了曹氏兄弟争风吃醋的故事。
曹丕的妻子甄妃非常美丽，她原是袁绍的儿媳妇，曹操攻破邺城时，被曹丕看中纳为妻。《世说新语》记载，曹操也早知此女美色，打下邺城即“令急召甄”，左右告诉他已为曹丕所得，曹操懊悔又无奈地说：“今年破城，正为奴。”此事真假难辨。又有人说曹植也喜欢甄妃，并且长期暗恋嫂子。甄妃被曹丕赐死后，曹植奉诏来洛阳，曹丕把甄后的玉缕金带枕给了他。曹植回去的路上经过洛水，忽然看见甄后来和他告别，还告诉他说，那个枕头是她特意送给他的，于是曹植就写了一篇《感甄赋》。后来曹丕的儿子曹叡做了皇帝，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就改成了《洛神赋》。
这个故事最早是唐朝人李善讲的。《洛神赋》华美无比，后世为这篇作品作注的人很多，李善作的注最流行，他在注解时讲了这个故事，但没有出处，只说古时候有这样的记载。这虽然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但喜欢“八卦”的人多，这个故事就流传很广。
据著名文学史家叶嘉莹分析，这个故事匪夷所思。“且不说曹植比甄氏小着十好几岁，而且——这曹丕怎么能够把皇后的枕头送给他的弟弟！”叶嘉莹认为，美丽的甄氏不幸而死，很令人同情。曹植是个浪漫多情的才子，也许在他的心中也隐约怀有这种同情之感，所以才写了《洛神赋》，这倒是很可能的。《洛神赋》华美无比，表达的是一种追求向往的诗意。人们总是向往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因此千百年来流传众口。
《赠白马王彪》也有一段故事。《世说新语》记载，曹丕与曹彰下棋，让人拿来枣子吃，这些枣有的下了毒，做的有记号，曹丕只挑没毒的吃，而曹彰有毒没毒的一块吃，被毒死了。这个故事也是真伪难辨，信的人认为曹彰勇猛无比，是曹丕的最大威胁，所以要除掉；怀疑的人认为那是五月的事情，洛阳五月时枣根本没熟，况且曹丕早已大权在握，要解决曹彰的威胁，根本没必要这么做。
但不管如何，曹彰确实是暴死洛阳。不久，跟他同时奉诏来洛阳的曹植、曹彪等回自己封国，二人兄弟情深，一路同行。但“监国使者”认为他们不该同行同宿，强令他们分开。曹植 “意毒恨之”，“与王辞焉，愤而成篇”，这就是《赠白马王彪》。
所谓诗歌“穷愁益工”，曹植后半生的遭遇，使他的创作生涯更加光芒万丈。就文学创作而言，他与曹丕交互辉映，促进中国文学有了一次飞跃性的发展。
兄弟合力 成“不朽之盛事”
曹丕、曹植兄弟的才华孰高孰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迥异。
钟嵘的《诗品》，将曹操父子三人分别安排在上中下三品，曹操属下品，曹丕为中品，曹植则是上品。曹操被安排在下品，是因为他写了很多古风，风格质朴，气象悲壮，不符合当时潮流的口味。这个姑且不论，钟嵘对曹丕、曹植兄弟也是一个抬得很高，一个贬得很低。
《诗品》说，曹丕的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说他的诗太俗、太朴实，就像人们平常相对讲话一样。
对于曹植，钟嵘确实不吝赞美之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 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
与钟嵘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刘勰，则认为兄弟俩各有千秋，只是人们同情曹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兄弟两人的才华完全颠倒了，认为曹丕、曹植“有仙凡之隔”，曹丕才情远远胜于曹植，仅《燕歌行》就胜过曹植所有作品。
对于文学创作，曹丕兄弟两人的态度也很奇怪。曹丕当了皇帝，日理万机，却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郁郁不得志，专门写作诗文，却十分认可杨雄的话：“辞赋小道，壮夫不为”。
叶嘉莹认为，曹丕“是一个有反省的理性的诗人，所以他在文学觉醒的大背景之下走了一条批评、衡量的道路”，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的论文，论述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认为，文学自有独立的价值，诗人和作家凭借文学是可以不朽的。
曹丕还提出 “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重要观点，认为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完全是从文学本身来衡量的，不再依附于任何东西，这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所以鲁迅先生认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至于曹植说“辞赋小道”，鲁迅认为大概是违心之论，一是因为他自己诗文写得好，所以敢说这话，二是他的人生目标在于建功立业，政治上不得意，“遂说文章无用了”。
叶嘉莹认为，在“文学的自觉时代”，曹植的觉醒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色的反省和把握上。从曹植起，诗人们就开始自觉地注重诗歌的对偶、铺排和雕饰。这虽然导致齐梁诗歌的雕琢，但从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应该说，曹植的创作实践开辟了新风尚，引领了后来的诗歌潮流。谢灵运夸曹植“才高八斗”，钟嵘抬曹植贬曹丕，都是因为他们是曹植的追随者。
而王夫之贬曹植抬曹丕，原因也在此。他认为曹丕“精思逸韵”，别人学不来，所以反而忽视；而曹植“铺排整饰”，那种对偶和词采，可以学得来，就像有台阶，可以一步步效仿，所以推崇他的人多。
“二曹”才华孰高孰低，至今难有定论。但没有疑问的是，他们协力创造了光耀千古的文学成就，让那个时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枢纽。（文 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