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轮周期带来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不仅消费习惯和结构在变化，一家一户养猪的模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猪肉终于降价了。

　　2019年11月，猪肉价格一个月中四次降价，12月份更出现8连降，尽管仍比去年同期要贵，但至少让人们紧绷的心弦放松了许多。相比还在为洋葱涨价焦头烂额的印度，中国的这场猪肉价格风波，有了渐渐消歇的迹象。

　　以猪肉价格来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们已经历了六个“猪周期”，本世纪中就有五个。本来新一轮“猪周期”从2015年3月开始到2018年5月就已结束，却被突发的猪瘟疫情打乱了节奏，重新进入周期轮回，直到2019年6月，才进入下半场——涨价期。周期波动是经济现象，从宏观经济到大宗商品都是如此，而中国这次面对的，则是数十年来最长的一轮“猪周期”。

　　这轮“猪周期”带来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养殖业结构转型，散户和大户的博弈，中小养殖户的退出和回归，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一切都因猪肉价格的变化，而展现在人们面前。

　　猪瘟下的阴影

　　“去年一年，我赔了五六百万”，2019年12月10日下午，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的一个大型养殖场门口的会客室里，养猪大户李峰说。

　　养殖场大门口，横拉着一条半透明的塑料带子，挡住了进出的路。自2018年8月3日，第一例非洲猪瘟在沈阳确诊后，这条带子就拉起来了，至今没有撤掉。

　　养殖场门口有条半透明的带子，挡住了进出的路。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去年8月开始，李峰的日子就开始变得难熬了。非洲猪瘟的疫情通报日渐密集，养殖户开始紧急出货。到2019年1月2日，与望奎县紧邻的明水县一家存栏量7万头的猪场发现猪瘟，望奎县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望奎县是黑龙江的养猪大县，自2004年国家鼓励养猪以来，已经发展到年出栏量150万头的规模，一旦感染，“后果不堪设想”。

　　在全国范围内，此时已经通报了上百起非洲猪瘟事件，2019年1月16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广德福向媒体通报，截至2019年1月14日，短短四五个月中，全国就有24个省份发生过家猪和野猪疫情，累计扑杀生猪91.6万头。

　　相比全国每年出栏近7亿头的庞大数字，不到百万的扑杀量，似乎微不足道。但疫情带来的连锁效应却渐渐凸显。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猪肉产量5404万吨，下降0.9%;生猪存栏42817万头，比上年下降3.0%;生猪出栏69382万头，下降1.2%。

　　价格却在飞降，养殖户在不计成本地出货。到2019年1月，全国生猪价格每公斤降到12元左右。老百姓们为更便宜的猪肉开心，而无论是市场专家还是农业部门，都意识到降价只是暂时的，供应趋紧带来的价格飞涨迫在眉睫。仅仅一个月后，农业农村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就明确提及要各地注意扩大生猪存栏量，提防下半年肉价飙升。

　　“育肥猪的盈亏点在5-5.5元每斤，黑龙江最低的时候每斤降到4元左右，肯定赔了”，李峰说。事实上，市场上更习惯于用“猪粮比”来作为衡量盈亏的标准，一般多用玉米价格作为基准，6比1为盈亏平衡点。2018年10月，各地公布的玉米收购价大致在1元每斤左右，生猪价格降到4元，猪粮比就是4比1，养殖户显然会亏损。

　　养殖户的退场

　　时间进入2019年，控瘟疫、保生产的力度进一步加强。2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2019年畜牧兽医工作要点》的通知，通知提出，2019年将以“稳生猪、防疫病、减兽药、治粪污、调结构”为重点，深化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

　　李峰经营了一家种猪养殖场。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在李峰的感受中，2019年以后，情况仍在恶化。李峰经营的是一家种猪养殖场，存栏量平均在4000-5000头，他告诉新京报记者，种猪的盈亏线比育肥猪稍高一点儿，价格在6元每斤左右，但最便宜的时候，降到了3.8元每斤，“一头种猪二三十斤，不到一百块钱”。

　　价格便宜，但买猪的人却更少了，养殖户们对于补货持谨慎态度，“一般都是这样，猪肉价格越高，种猪卖得越好，价格越低，卖的人就越少”，李峰说。

　　最明显的感觉是，剩下的种猪多了。李峰介绍，一头母猪一年差不多生两胎，每胎生11-12头，成活8头左右，一年平均能得17头左右，一般情况下，这些小的种猪可以卖出40%，剩下的60%就成了育肥猪。但2019年，小种猪卖出的比例只有30%，70%育肥。

　　有人怕继续亏损，不愿补栏，有人亏损之后无力补栏。在江西，一位刚刚养了两年多的“新养殖户”，2018年关掉了自己的猪场，远赴广东打工，新建的猪舍空空如也，变成了仓库。

　　最长的猪周期

　　其实，养殖户的退出早已经开始，尤其是中小散户。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环保政策的日渐严格，越来越多卫生环保不达标的养殖户逐渐被清退。数据显示，规模以上生猪(年出栏500头)养殖户出栏比重逐年增加，10年前的2008年，规模以上生猪养殖户出栏比重为32.1%，10年后的2018年，则达到49.1%。相应地，规模以下的生猪养殖户出栏比则从67.9%降到50.9%。

　　非洲猪瘟的暴发，加速了中小养殖户的退出，李峰感受最深，“以前10头、20头购买的小户几乎消失了，周边屯子里养猪的也越来越少了。往年12月份，屯子里杀猪的人要排队，今年只有一两家”。

　　在过去几十年中，跟宏观经济与各类大宗商品一样，猪肉价格一直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因此被称为“猪周期”。猪周期一般为2-3年，表现为肉价高——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周期波动是经济现象，从宏观经济到大宗商品，都有类似现象。以猪肉价格来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们已经经历了六个猪周期，本世纪中就有五个：2000年1月-2003年7月，共42个月;2003年7月到2006年6月，共35个月;2006年6月-2010年7月，共49个月;2010年7月到2015年3月，共56个月;2015年3月至今。”著名经济学家陈及说。

　　2015年3月到2018年5月，三年的猪周期本已结束，但随着2018年首起猪瘟疫情的暴发以及随后的连锁反应，新一轮猪周期“无缝对接”，重新上演“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这一流程，两轮猪周期“二合一”了。

　　这场价格波动，被学术界认为是“最长猪周期”。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说，“在下行周期生猪产能逐渐调减过程中，部分地区不合理的一刀切政策和非洲猪瘟等因素加速产能下降速度和幅度，疫情恐慌又导致不理智的清栏，大量养殖户退出生猪生产，导致活猪三季度出栏量明显下降而出现猪价的阶段性波动”。

　　从2018年8月到2019年2月，猪肉价格走完了“猪周期”的降价期，开始保持稳定并小幅回升，到6月，则进入下半场——涨价期。

　　猪肉的涨价其实是可以预测的，在一年多的降价期之后，紧急出栏的养殖户基本上已经销售完毕，存量减少，再加上非洲猪瘟开始转向散点式暴发，频率、规模都在降低，猪瘟带来的紧张感渐渐消退，消费需求重新提升，涨价是必然的结果。

　　飞涨的猪价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猪没有飞起来，但猪肉价格飞起来了。

　　2019年8月，在经历了两个月缓慢涨价之后，生猪价格开始飞涨。从7月30日到8月30日，一个月间，生猪价格从19.35元每公斤，涨到26.85元每公斤。到10月30日，全国生猪均价达到41元每公斤，猪粮比达到20.89比1。而此前的历史最高点，是2016年第二周，当时生猪最高价为20.80元每公斤。

　　所谓生猪，即活猪出售的价格，也就是养猪场出栏的价格，比猪肉批发价、零售价更低。就在10月31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北京新发地白条猪批发价达到50.25元每公斤，全国平均为52.23元每公斤，高的地方达到60元每公斤。

　　养猪场里的猪。受访者供图

　　对消费者来说，感受最深的则是零售价，新京报此前曾报道，北京超市中，五花肉最贵时达到50元每斤，排骨则达到80元每斤。

　　“我养了十几年猪，没见过这么高的价格，可能以后一直到死，也不会再有了”，李峰说。

　　李峰从2004年开始养猪，这已经不是他经历的第一个猪周期，2012年到2021年两年多间，生猪价格低迷，他的种猪养殖也在亏损，2015年开始涨价，但到2016年，又开始回落。但此前的价格波动，幅度都远没有这次剧烈。“我所知道的养殖户中，现在能剩下三四成就不错了。只要在这一轮坚持下来的，就是赢家，不管是赔是赚”，李峰说。

　　生猪生产保卫战

　　在非洲猪瘟刚刚发现时，政府已经开始出手防控疫情、稳定猪肉价格。2018年8月5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非洲猪瘟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其中指出开展全面排查和紧急监测，由县级以上动物疫病控制机构采集病料样品，由省级动物疫病控制中心送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确诊。此后4个多月，相关政策密集发布。

　　之后，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将非洲猪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围，对此次强制扑杀补助标准暂按照1200元/头掌握。通知还指出，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比例分别为40%、60%、80%;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属垦区的补助比例为100%。

　　数据显示，到2019年上半年，中央财政非洲猪瘟扑杀补助经费2.2亿元、第二笔中央财政农业保险费补贴资金以及2019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投资3亿元已下达各地。

　　与此同时，恢复生猪生产成为首要任务，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印发《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19年版)》。3月，再次印发《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的意见》，要求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压实生猪市场保供稳价的主体责任，提高生猪生产、市场流通、质量安全监管和调控保障能力。

　　5月，组织召开全国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8月召开全国生猪稳产保供电视电话会议，9月在河北邢台召开生猪生产推进会，每一次都对全国生猪稳产保供作出全面部署。

　　中央政策迅速得到了各地的响应，并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制定了恢复生产的地方政策，多数省份将生猪稳产保供的目标分解到市县，一些省份大力支持龙头企业扩产增养，建设高标准规模养殖场，增加产能的同时推动产业升级。不少地市级人民政府也出台了生猪稳产保供的政策措施。

　　如今，这场已经持续一年多的生猪生产保卫战仍未结束。

　　降价后任务仍重

　　2019年11月，多项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猪肉价格开始回落，到11月末，北京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每斤17.25元，达到一个月以来的最低点，较10月29日下降31.36%。尽管如此，相较去年同期，价格仍高出一倍左右。

　　数据显示，2018年12月，全国还有4.28亿头生猪存栏，到今年9月，只剩3.09亿头，9个月里减少了1.2亿头生猪存栏。12月初，农业农村部发布最新政策《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方案》要求，“确保年底前止跌回升”“确保2020年年底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的水平，2021年恢复正常”。

　　朱增勇说，“虽然目前降价越来越快，但我们未来依然面临生物安全水平提升、非洲猪瘟疫情风险等因素挑战，这都会影响未来产能恢复的速度和时间，此次猪周期还需要很长时间。”

　　生猪的生长有固定的周期，这决定了它的供应恢复，比一般商品更长。养殖大户李峰介绍，“一头育肥猪，从出生到上市，至少要半年以上，在此之前，一直都要投入。种猪的养殖周期更长，接近一年才能见到效益，这个周期是无法跳过的”。

　　黑龙江望奎县，正在建设中的大型养殖场。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事实上，扩大养殖规模、增加供应，还要加上猪场建设的时间，“猪场的基础建设要求很高，不只是盖房子那么简单，还有通电、保温、清洁、防疫、粪污处理等一系列的事情，一个规模化的养猪场，在黑龙江，差不多要建1年半的时间”，李峰说。

　　资金同样是制约养殖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贷款周期通常为10个月，但从建猪场到开始养殖、再到产生效益，时间远远超过10个月，“多出来的时间，贷款要还，投入还要继续，只能东借西凑”，李峰说，“这是养殖户贷款遇到的最大问题”。

　　生猪产业的嬗变

　　2019年9月4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允许养殖使用一般耕地”，这被认为是养猪政策的一次转变，从“禁养”转变为“取消禁养”。同时，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出台意见规定“除法律禁止区域不得划定生猪禁养区”。

　　朱增勇认为，这些政策，把原来违反法律规定的“一刀切”的禁养区限养进行了及时纠正，加强了整个禁养区的调控措施，“对于后期生猪生产的稳定和产能的恢复，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宽松的政策，确实在不断促进生产的恢复，2019年10月、11月，我国能繁母猪数量连续增长，再加上不少惜售的养殖户开始出货，成为生猪价格恢复的重要动力。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防控检疫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其中，屠宰业的变化尤为明显。

　　我国实行生猪定点屠宰制度。屠宰业是生猪产业链中的关键点，连接着养殖业和市场。但在过去，屠宰业标准化水平普遍不高，在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初，由于部分屠宰企业不具备检疫能力，因此长途调运多采取生猪运输的方式。数据显示，此前大概70%左右的疫情是由于长途运输导致的。

　　为防止疫病扩散，从2018年8月开始，我国就实施分区防控措施，严控长途调运。对此，李峰感受最深，“禁运并非坏事，隔壁县发生了疫情，我们这边也非常危急，但幸好控制住了，我们县一直都没感染，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不过另一方面，禁运也给养殖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2019年4月，农业农村部开展百日行动，落实屠宰环节非洲猪瘟自检和官方兽医派驻制度，加大生猪屠宰厂资格审核清理力度。百日期间，派出官方兽医3万多人，全国在产的屠宰企业全部实现自检。

　　消费结构变化

　　这场猪瘟带来的漫长猪周期，改变了整个生猪产业中的各个环节，不仅是生产结构变了，消费习惯、消费结构等同样在变化。

　　从2019年10月开始，我国商品库存和进口猪肉库存陆续出库，增加供给，到11月，出库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改变了市场供给不足的状况。12月12日至13日，新一批4万吨储备猪肉再次挂牌交易，市场价格进一步回落。12月4日，北京猪价降到15-16元每斤，东三省降价最多，已经降到15元以下。

　　“猪肉价格连续降低，有多重原因，库存猪肉加快出库是主要原因之一”，朱增勇说，“此外，压栏大猪继续上市、养殖户在降价后加速出栏、政策引导降低猪价预期等，共同促进了猪价的回归”。

　　库存猪肉的出库，不仅平抑了猪肉价格，也在逐渐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众所周知，国人更习惯于吃鲜肉，而非冷冻肉，但这一轮的供应减少、价格飞涨，使得一些消费者不得不转买其他肉类，或购买冷冻猪肉。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此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供应状况和价格状况，推动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鲜猪肉价格高，那么就买别的肉类，或者买冷冻猪肉，这是一种自然选择”。

　　养殖场内，每一头母猪都有单独供热设备。受访者供图

　　数据显示，全国每年猪肉的消费量超过5000万吨，出栏生猪7亿头左右，这还不包括牛羊肉、禽类、水产等。梅旭荣表示，“从健康的角度看，我国居民的油脂摄入量明显高于推荐量。倘若能够借此机会，提醒人们调整膳食结构，减少油脂摄入，对于促进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居民肉类消费结构一直在变化，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尽管猪肉仍是消费量最大的类型，但自2013年以来，猪肉消费总量在降低，相应地，牛羊肉、禽类、水产消费则一直保持上升趋势。

　　“尽管猪肉阶段性供给偏紧导致猪肉价格阶段性上涨，但从另外一方面看，未来中国生猪生产生物安全水平、管理水平将会提升一个新台阶，肉类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生产周期短、饲料转化率高的禽肉消费比重将会明显增加，通过不同模式的“公司+农户”的生产组织方式将有效提升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水平，产业整合力度加大，规模生产和屠宰加工企业集中度将会明显提高，消费类型则由热鲜肉加速向品质和营养更高的冷鲜肉转变”，朱增勇说。

　　散户会回来吗?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几天，李峰参加了一个黑龙江全省的养殖大会。大会上，李峰发现，许多熟悉的面孔都没来，打电话询问情况，婉转一点儿的说“转行了”，直接一点儿的人则说“不敢养了”。

　　李峰听说，邻县7万头的猪场也正在筹备复养，但负责人没有去参会，不知是否已经开始。但就在他的猪场附近，屯子里养猪的人，大部分都还没有复养的打算。

　　“往年到12月份，屯子里每天杀猪都要排队，今年几乎听不到杀猪的声音了，偶尔才有一两家”，李峰说。

　　买猪崽的人也少了，猪场的种猪，现在只靠外地批量购买，本地的散户几近绝迹，“原来每天都有人来买，有买几头的，也有买十头、二十头的，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基本上是外地的大户来买。而且买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以前来了就拉走，现在他们自己带药，要求我们先喂7-10天，没问题才买”，李峰说。

　　散户们正在退出养猪市场。数据显示，2018年，养殖规模前十的企业出栏5900万头，占全国出栏数的8.6%。2019年前9个月，前十名企业的占比就升至10.8%。上千年来一家一户养猪的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首次提出“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同时，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也联合印发指导意见部署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

　　“未来我国生猪产业要可持续发展，肯定要走种养结合、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但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方式，多元化也是未来的重要趋势，只要符合环保要求的养殖主体都应该受到政策保护”，朱增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