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是民粹主义兴起的结构性前提。但并非所有的民粹主义，都是危机的正解。十年前欧债危机爆发后，民粹势力骤兴，其何去何从，如何影响西方民主，着实费人猜测。其前景之一——“纳粹”重演尤令世人不安。

　　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或能对此给出一个阶段性的回答。

　　（一）民粹的边界

　　民粹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出现了许多体制内所无法疏解的新诉求，这些新诉求被认为是“人民”的和“正义”的。新的政治势力希望整合这些新诉求、重新定义人民。但形形色色的新诉求要被整合到一起，其各自成色必受折损，其整合方案也必不唯一。故新的政治势力功成不易，虎头蛇尾、昙花一现、改弦更张者多有之。

　　十年前欧洲民粹主义势力兴起之时，其最大共同点是“反建制”。待多国民粹主义势力渐入主流、参选执政，再简单地“反建制”显然已不合时宜。十年前，反移民、反穆斯林、反欧盟、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是民粹主义最常见的口号——其中右翼主打前三反，左翼主打后三反，而反欧盟是其共同点。而今移民、一体化、全球化都有了新发展，口号对民众的冲击力已不如前。

　　与五年前制造“政治地震”相比，此次欧洲议会大选民粹势力升幅有限，占席仍约四分之一。相反，自由党与绿党意外崛起。

　　自由党向被认为“已完成历史使命”，但在极右刺激下，在多国表现超过预期。自民党因坚定主张留欧而成脱欧党之后的英国第二大党，而成立才两年、亲欧挺全球化的动力党（Momentum）成匈牙利第三大党。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新党联盟后，欧洲议会的自由党团更名“复兴欧洲”，占席七分之一。

　　欧洲绿党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与环保、反战思潮而兴起，在欧洲议会占席从不超7%，今年却占十分之一。绿党在德国、芬兰升为第二大党，在法国升至第三。过去几乎毫无影响的爱尔兰绿党和英国绿党，分别得票11.4%和11.8%。

　　要说欧洲政治版图的最大的特点，与其说是民粹，不如说是破碎。在2014年，76%欧盟公民所在国的执政党属于欧洲议会两大党团人民党（EPP）和社民党（S&D），但到2019年，只剩38%。两大党团占席不足半（44.7%），无法再联合主导欧洲议会。

　　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等有意整合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但未能成功。其间有两个比较严重的分歧。一为对俄态度。北欧、波罗的海、中东欧极右党对俄罗斯十分介怀，但法德意三大国的极右党皆是“普京粉”。二为财政纪律。法、意、中东欧的极右党皆认为德国应为欧盟多掏钱，德国选择党对此颇不以为然。故无论是“意大利-波兰轴心”，还是法德两大国极右党的联合，皆未能行之久远。

　　此外，在英国脱欧久拖不决后，大部分极端党派在脱欧问题上趋于谨慎，已执政者尤然。除荷兰自由党、德国选择党等个别政党外，几乎所有极右党都不再提“脱欧”，而是表示要建设“民族的欧洲”，“在欧洲之内改变欧洲”。

　　最后，民粹主义势力对人事安排及实际政策影响仍有限。新一届欧盟机构领导班子仍由大国协商决定，波、匈极右执政党自称“投票有功”，实属自欺欺人。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最反感移民，但去年欧洲议会通过的三个善待移民的决议——终止羁押儿童移民、防止把人道救助犯罪化、呼吁出台欧洲人道主义签证，皆为大比数通过，新一届议会料难恶对移民。

　　简言之，民粹势力扩张已至其界，欧洲政坛进一步碎片化，未来几年各势力将进入“战略僵持”。

　　（二）民主与民粹

　　民粹势力常有“反建制”的名声，但实际上其多在体系边缘，内外摇摆，既反体制，也建设体制。民粹势力也常有“反秩序”的名声，但实际上其多承前启后，既冲击旧秩序，也拉开新秩序的序幕。以此观之，

　　新兴民粹势力与欧洲民主制度的关系，绝不是非黑即白的

　　。

　　从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不难看出民粹与民主相合的一面。民粹主义政党参选、议政、回调立场，在民主制度中有序运作。而在民粹主义刺激下，新自由主义一统政治空间的情况出现变化，欧洲“政治冷漠症”得到缓解——投票率在1979年有欧洲议会选举以来首次止跌回升，公民社会参政热情被激发——大学、智库、基金会、媒体广泛参与到竞选前的讨论、辩论中。鉴于民粹与民主都强调“民”的主体地位，二者相通也不难理解。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也开始调整立场，认为民粹对民主并不全是害处。

　　但毋庸置疑，民粹主义势力也对欧洲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冲击。如今的欧洲民主，与十年前相比，给人的观感显然大不相同。“西方成熟民主制度”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对主流智识界构成了挑战。拨开浮泛的表象，

　　民粹对民主最大的冲击有二：一曰自由主义，二曰理性主义

　　。

　　先说自由主义。

　　今日之西方民主，指的是“自由主义民主”，而非任何别的民主。如学者墨菲（Chantal Mouffe）指出：“现代民主的新奇之处，也是其‘现代’之所谓，是伴随‘民主革命’的到来，旧的民主原则‘权力须由人民行使’再次出现，但这次是在特别强调个人自由与人权的自由主义话语的符号框架下出现的。”

　　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前西方民主制度由自由主义所框限，自由主义是民主的生长环境。作决策的民众，须认同自由主义理念，如天赋人权；民众作决策，须遵循自由主义的规矩，如鼓励表达异议。但另一方面，民主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又不是必然的，是因缘际会所致，民主可以是“非自由主义”的。

　　当前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并非一刀切。支持自由主义者，如荷兰自由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丹麦人民党、奥地利自由党等，支持政教分离，维护言论自由，倡导女性解放，并以此作为抨击穆斯林移民的有力论据。

　　反对自由主义最出名的则属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和匈牙利执政党青民盟。2014年7月26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连续取得国内大选和欧洲议会选举胜利后发表演讲，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的结合发起了攻击，一时舆论大哗。他直言：“我们需要表明，民主不一定是自由的。尽管有不自由的地方，民主还是民主。而且还可能，这点也需要说明，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社会所组织而成的国家，不能够在未来数年维持其全球竞争力，如果它们不能彻底地改革自身，很可能将遭遇挫败。”

　　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民主是否必须是“自由主义的”并非讨论焦点。相反，民主中的“民”的构成才是讨论的焦点，换言之，移民是否有“民”的资格、欧盟是否是“民”的边界，才是讨论的焦点。

　　但尽管如此，

　　“自由主义”已不再被视为民主必然的生长环境，而和其他价值观一起，成为了民主辩论的对象

　　。因为在当前舆论环境下，无论是处理移民还是建设欧盟，都需首先表明对自由主义的态度。换言之，在当今的欧洲乃至西方，自由主义正从民主的“标配环境”沦为民主的“讨论议题”。未来其命运，竟还有待讨论结果而定。

　　说完自由主义，再说理性主义。

　　近几十年大行其道的“协商民主”和“理性沟通”理论，被认为为日益多元复杂的西方社会提供了美好的民主前景。和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一样，这些理论都建立在理性假设之上：认为人是理性的，要追求功利最大化。因此只要提供足够的信息、良好的沟通机会，民众就能够充分交流、达至共识。

　　但事实上，人并不全然是理性的，而是理性与激情的混合体。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初创的过程，同时也是建国的过程，民主的主体构成是“吵”甚至是“打”出来的。法国自1872年起就禁止搜集关于个人族裔或宗教信仰的信息，迄今不认为国内存在“少数民族”，而只承认“少数语言”。事实上，没有感情、认同、非理性因素的参与，民主的主体根本就确定不下来。

　　移民是否有“民”的资格、欧盟是否是“民”的边界，牵涉到语言、文化、信仰，都是动神挂心的事，绝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理性。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处理民主中的非理性因素，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理论界，都已无法回避。

　　综上所述，当前欧洲的民粹主义，并不会导向“纳粹”，但其对欧洲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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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静，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