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深

　　有內地媒體報道，上周湖南某地一小學女教師，因為體罰了一位遲到的學生，而被警察傳喚，在審訊室內關了7個多小時。從網上流傳的微信截圖來看，被傳喚的女老師在離開派出所後仍心有餘悸——「全程被人監視」、「限制人身自由」、「沒給過一口水，沒給過一粒飯」、「晚上噩夢連連，整夜都睡不着覺」。女教師還質問：「我不知道是誰給了淥口鎮派出所副所長一個這樣的權力」？

　　所幸在輿論的關注下，當地紀委迅速介入調查，並很快給出了處理結果：該趙姓派出所副所長係違規使用公權力，記大過處分、免去副所長職務，並調離公安系統。表面上看，這個結果似乎可以回答女教師的質疑：為何副所長可以濫用權力？誰給了副所長濫用權力的膽量？

　　事實上，關於警察涉嫌濫權的報道不少。例如，本月一名女律師稱，在廣州一派出所內被警察要求脫衣檢查；8月有廣州警察當街查驗居民身份證而被網友「怒懟」；而在崔永元舉報演藝明星涉嫌逃稅事件的最新進展中，亦舉報上海經偵警察有「喝兩萬一瓶的酒，抽一千一條的煙，幾十萬的現金用個書包就提走」的細節描述。更不必說因執法不當而引發的「雷洋案」，「鴻茅藥酒跨省抓捕」等事件。

　　對警權過度依賴

　　顯然，問題不在於是不是應該賦予警察傳喚、查驗、調查等權力，畢竟這是警察完成維護社會治安必須擁有的強制力。但一系列輿論爭議的核心在於，警察在行使這些權力的時候，一方面有沒有走正規程序和流程；另一方面，社會上對執法的質疑，警方的回應是否足夠透明，或提供足夠的申訴渠道；尤為重要的是，對涉嫌違法的警察最終處罰常常都是「高高舉起，輕輕落下」，缺乏對違法濫權行為的震懾力。

　　而這種慣性的形成，其實還有更深的制度原因，那就是政府對警權的過分重視和依賴。在很多地方，公安局長不僅在地位和級別上高於本應同級的司法局、法院、檢察院等機關，不少司法、法院和檢察機關的領導還出身公安系統，甚至不少公安局長還同時兼任政法委書記，統領一方的司法工作。這種「重警權、輕法律」、「重行政、輕司法」、「重效率、輕監督」的模式，必然導致警權的自我擴張，也必然會埋下引爆社會矛盾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