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视觉中国资料

　　今年7月，1995年发动东京地铁致命沙林毒气攻击事件的原奥姆真理教13名共犯被处决。

　　一直关心此事件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近日投书日本《每日新闻》，对于日本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包括主谋麻原彰晃在内的全部人犯进行处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在文章表示，“废除死刑制度的信念并没有变化。但我也真切地知道受害者家属的感受，他们不能原谅这些元凶，希望能尽快执行死刑。”

　　村上特别提到了他于1997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地下》，他称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他接触、采访了被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致死人士的家属，切实感受到了那些人的悲伤、痛苦与愤怒，“因此我无法对于日本政府处决13名奥姆真理教高层的决定，很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因此事件，许多人无法再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中去。”

《地下》

　　一直以来，村上春树都是废除死刑的坚定拥护者，他十分推崇全面废除了死刑的欧洲文明。他在《每日新闻》的文章中写道：“我反对死刑的立场是一贯的。杀人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自然应有相应的惩罚。但需要在量刑之前区分清楚一点，个人的杀戮与体制的、系统的杀戮有本质的区别。死刑作为最终赎罪形式的观点已在全球范围内失去共识，何况冤假错案的存在，目前的司法体系，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根本上，都不能完全排除错判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刑’就其字面之意而言，就是一种具有致命危险的制度。”

　　不过，村上也理解失去亲人的痛是难以言说的。他在文章里做了个比喻，“一个男人，他的妻儿被谋杀，如果他在法庭上表示，‘我非常讨厌这个凶手，希望能把他千刀万剐。’法庭是否更倾向于死刑裁决。而如果他表示，‘我恨这个凶手，但我不想再看到有人死了。’法庭是否会倾向于不判死刑。”由此村上提出自己的疑虑，以“失去亲人家庭的感受”作为裁决考量，是公平的吗？村上认为自己对此没有明确答案。并在文中问读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村上写道，他很少被自己写的书感动，“但当我重读《地下》的某些章节，我发现自己热泪盈眶，那些访谈历历在目，令我情不自已。或许我太敏感了，但作为一个写书的人，我不想压抑这份自然流露的情感，并且希望能尽可能地传递给读者们。”

　　1995年3月，村上春树在神奈川县家中得知了东京发生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不过当时他正忙于《奇鸟行状录》的撰写工作。直到当年12月，村上开始了走访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家庭的工作，花了1年时间采访了62名受害者，1997年1月完稿，同年3月15日，沙林事件两周年之际出版了《地下》。

　　时隔二十多年，村上仍然对于写作《地下》的过程记忆犹新。他在《每日新闻》的文章里回忆，“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参加庭审旁听。我主要关注林泰男，他一个人在地铁车厢里捅破三袋沙林，致死8人，我采访的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都来自他犯案的那节车厢。”

《在约定的场所》

　　实际上，这些年来村上在很多篇文章里提到过林泰男，在他看来这人并非犯罪型人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的性格里有善良的一面，而且在法庭上从始至终一直是悔罪的态度，那么为什么他会在犯案过程中如此“冷静”、“沉着”？在村上看来，林泰男跟许多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一样被“洗脑”了，被系统性地“训练”成了“新人”。

　　关于林泰男的庭审，村上还记得一件事，他当时总见到一个身材娇小的老妇人，有人对他说，那是林泰男的母亲，他开始观察林母。他发现这个女人在庭审现场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唯一没出现的一次，就是判决宣布的那天，村上说，他不清楚林母是不是不忍心听到自己儿子的判决。

　　实际上，这些被处决的嫌犯，早在1995年5月被捕后不久，就相继被判处死刑，但到真正执行，跨时长达23年之久。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悔罪表现，但教主麻原态度桀骜狂妄，拒不认罪。

　　多年来，村上也一直非常赞赏审理林泰男一案的审判长木村清，他认为木村法官公正、审慎，而他对于日本司法系统里的许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长期嗤之以鼻，质疑他们“有没有常识”。不过，在村上看来，木村法官的裁决书充满了人道的考虑，他特别引用了对林泰男的裁决书段落，“错投导师，这是何等不幸。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告人林泰男其情可悯……但考虑到被告人林泰男犯下的诸多罪行，法庭别无选择，只能做出最严厉的制裁。”

　　村上认为，木村法官宣读的裁决书，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空间里，透出一丝薄薄的光点。他回忆称，自己第一次听到死刑判决后，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都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而现在再次听到13人被执行死刑之后，胸口仍隐隐作痛。

　　村上指出，奥姆真理教依然存在，这些曾经担任该教高层的人员被处决，不代表威胁日本社会秩序的这个组织就失去了影响力。

　　村上还认为，日本政府有意以处决这些嫌犯的举措，证明死刑存在的合理性，而他作为坚决的死刑反对者，将继续进行相关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