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宋逸平

　　清代《史通》研究是建立在宋元明三代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史通》在问世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归于沉寂，但宋元明三代的研究毕竟还是在《史通》的流传、考证和校订等方面为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明代中后期后，《史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关于《史通》的训诂、考证以及评论等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明代学者在没有善本依循的情况下最大的程度的恢复了《史通》文本的全貌，为《史通》的继续研究打下一定基础。清代《史通》研究依然有对于《史通》的考证、训诂和评论，但是在此之外还有对于《史通》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总结，从而为发展清代史学理论做出了贡献。

　　从研究人员和研究范围来看，吸引了一大批学者例如何焯、冯舒、何镗、黄叔琳、汪由敦、王峻、浦起龙、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纪昀、彭元瑞、陈、吴卓信、顾广折、周中孚、黄丕烈、季锡畴、徐桂林、姚振宗、陈鹤、周诒让、皮锡瑞、周星诒、陆心源、徐承礼、唐翰题、翁同龢、杨守敬等大批学者相继致力于此，或校勘其文字舛讹、或寻绎其典故出处、或评论其史学观点，内容丰富，极大地拓展了《史通》研究范围。从研究成果来看，《史通》研究形成了散论、专文、专书等不同形式，关于《史通》的评论也促进了清代史学批评的发展。

　　清代针对《史通》的文本考证、校勘、评论、注释以及批注形成了一系列的专书成果。主要包括黄叔琳《史通补注》、浦起龙《史通通释》、卢文弨《史通拾补》、纪昀《史通削繁》、徐桂林《史通驳议》等。这些成果集中展示了清代《史通》在校勘、训诂、注释和评论等方面的成就。其中黄叔琳的《史通补注》在学界看来最大的贡献还不是校勘和注释上的成就，而是对于《史通》中所包含的“经史关系”的进一步理解，对于突破经史藩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浦起龙对于《史通》的通释本，成为目前来看《史通》最好的注本之一。为《史通》文本解读和进一步讨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知几

　　此外关于《史通》的考据文章和史学理论文章逐渐增多。这些文章不仅在《史通》的文本解读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上意义尤深。清代四库馆臣对于《史通》的高度评价、卢文弨《群书拾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学诚《文史通义》在不同方面对《史通》解读过程中，发展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许多概念。例如章学诚在“史家三长”之外提出的“史德论”，在“六家二体”的基础上更加提炼出“记录”和“撰述”两种写作范畴，提出了“圆神”和“方智”的概念命题。

　　故笔者认为，清代《史通》研究是建立在朴学研究成为社会主流基础上的，而随着清代中后期汉宋之争的逐渐兴起，义理讨论和朴学考证的相互争论为思想性的史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史通》学研究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张国刚、乔志忠：《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

　　2. 刘海波：清代《史通》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3. 王嘉川：《清前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