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香港爆发79天的非法“占中”运动。

　　过去5年中，激进的本土论述以及港独思潮在香港快速发展，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并对“一国两制”框架构成了冲击。为什么这样的激进思潮会在香港发展出来？这一思潮发展下去，会否导致香港出现类似台湾那样的“去中国化”？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1、2011，分水岭

　　《香港城邦论》第一次阐述了香港本土主义的思路和主张。

　　陈云

　　考察香港激进思潮的演进过程，201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是年，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时任助理教授陈云根（笔名“陈云”）出版《香港城邦论》，第一次梳理并阐述了香港本土主义的思路和主张，并尝试提升为理论。陈云的观点略为庞杂，也不是学术范式下的标准进路。他的激进性主要在于以“城邦”（city-state）概念来抗衡“国家”（nation state）概念。从“城邦”视角出发，他设想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应该是一种邦联制类型，在其中，香港是高度自治的行政区域。就此而言，陈云不挑战国家主权，也不反对“一国两制”。但是在具体涵义上，他以“城邦自治”为基点，提出一套反转式的理解和行动战略。一方面，他反对香港“干预”中国内地事务，具体来说就是不期望、不支持、不参与所谓的中国民主化；另一方面，他也强烈反对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直接干涉，要求严格控制来自于大陆的经济、文化等影响，以保持香港的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问题在陈云的理论乃至整个本土论述中都非常重要。陈云将香港的“先民精神”沿两条脉络而追溯：一条源自于南宋至清初来港的“垦拓者”（explorers）精神，另一条源自于清末至中共建政来港的“避秦者”（freedom seekers）精神。

　　陈云的理论在两个方面具有潜在的吸引力和动员力。在理想政治层面上，陈云将香港本土精神与中国悠久文化对接，保持一种“文化中国”的想像，能够迎合现实中各个阶层的香港人的心理需求。而在现实政治层面上，基于城邦概念而重述历史，可以免除“国家”叙事下给香港人强加的“历史负罪感”和身分尴尬，也不再负担“民主”叙事所带来的责任感。两个方面综合起来看，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以保育香港本土文化为诉求的“文化本土”，开始演变为“政治本土”。作为城邦派的发起者，陈云的一系列论述也成为近年香港本土言论乃至激进行动的肇始。

　　香港大学学生会所编《学苑》再三鼓吹”港独“。

　　2、2014，全面登场

　　陈云著书立说，还只是一种书生议政。其中的理念之所以变成了（当中也有很多变形）年轻人在街头的激进主张，最重要的触发机制是2014年秋天的“占中”运动。

　　2012年“反国教运动”造成香港社会撕裂。

　　非法“占中”是近30年来香港泛民派发起的最大政治抗争运动。

　　“占中”是近30年来香港泛民派发起的最大政治抗争运动。就发起者的原意来说，它并不是“激进本土”的运动，然而它却产生了一种非预期的后果，就是本土意识和激进本土派的快速崛起。

　　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有3个。一是在行动方式上，本土派反对和平静坐方式，发动某种程度的冲击和暴力，这既符合年轻人的性格特点，也符合“占中”僵持期部分民众渴望有所突破的心情。二是在解决方案上，本土派从开头就断言占中不会取得成果，最后也证实了他们判断，这为他们的激进对抗策略赢得了支持。三是从领导地位上看，泛民在“占中”过程中消耗太大却一无所获，其主导香港反建制运动的地位被空前削弱，失望的民众转向支持高调行动的本土派。连陈云本人都毫不掩饰地表示，利用香港和北京的政治纷争局面，本土派已“在旺角开拓……空间，智取战果，缔造持久战”。

　　3、2015至2016，

　　挫败与意外收获

　　本土派虽然借助于“占中”而迅速上位，在舆论场出尽风头，但在传统的基层选举中却遇到了重大挫败。

　　2015年6月，政改方案被否决，泛民争取“双普选”的目标正式落空。传统泛民士气降至新低，而在占中结束后陆续出现的“伞后”组织也才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在看似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本土派系却在当年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惨败。其中，黄毓民控制的热血公民的6名候选人只获得3,006票，陈云的城邦派一人仅得可怜的172票（其对手得票为1,611票）。这说明，激进思潮在基层所获支持还相当有限。

　　2017政改方案被否决

　　然而事情再次发生反转。2016年2月8日，在旺角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激进本土再次名声大噪。紧接着，小团体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在2月28日的立法会新界东选区补选中，意外获得大量支持（6.6万多票，得票率达15.4%）。分析人士认为，香港政治力量从此进入“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的阶段。

　　2016年春节，旺角暴乱　　

　　新届立法会选举中，激进本土势力获得6席。

　　4、助推激进思潮的因素

　　过去5年中，香港社会也处于激烈变化的时期。我们认为，有4个方面成为助推激进思潮的因素。

　　微观层面，陆港融合直接触动部分中产港人切身利益。“双非”产妇、北区学位紧缺、奶粉脱销、楼价持续上涨等，均刺激民间对内地产生新的负面情绪。

　　中观层面，重要的政治事件集中发生。如特首换届、国民教育、政改方案、中央介入香港管治，经政治组织推动，港人多年来对内地政治的不满及恐惧由此加深。

　　宏观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普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包括香港在内的各地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本地权贵享受财富快速增值。贫富悬殊的加剧，加重了中下阶层的仇恨情绪。

　　此外，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致“部落化”现象。志趣相近的个体彼此交流并集结成社，激进情绪得以快速扩散、震荡放大，并迅速地从线上转化为线下。特别要注意的是，传统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无法进入这些年轻人的圈子，也使得极化现象难以克服。

　　激进思潮的破坏力和冲击力很大，但也不必对其过分高估。首先，从整体来看，香港人注重现实、偏保守及温和的政治取态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其次，在现实政治层面上，激进思潮基本没有可行的治理方案，仅靠街头行动是难以为继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来源：香港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