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遺址是實證我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資源。9月26日，記者從「貫徹二十大精神 深化『三個年』活動 奮力譜寫陝西高質量發展新篇章」系列新聞發佈會（陝西省文物局專場）獲悉，陝西被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大遺址共有18處54個點，無論是數量，還是等級，都居全國前列。

    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賈強表示，這些大遺址，一直是陝西考古的重中之重。特別是自國家「大遺址考古」實施以來，陝西考古機構聚焦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針對大遺址有計劃地開展了持續深入考古工作，協同推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考古中國」重大項目課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發現與收穫，基本構建了中華文明的骨幹脈絡，彰顯了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

    據介紹，近年來陝西的大遺址考古，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重要的大遺址考古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石峁遺址。它是黃河流域一處距今4300年至3800年、總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規模宏大的史前都邑城址，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關鍵性遺址。近年來，在釐清遺址城垣結構、功能區劃的基礎上，重點發掘了遺址核心區——皇城台上的氣勢恢宏石砌宮殿建築群和石峁文化最高等級墓地。出土了多幅大型的城牆石雕構件、大量精美的玉器，及珍貴的銅器。石峁城址的系列考古發現，反映其社會對等級、權力、技術的強調，標誌其文明程度已經進入早期國家形態。城址規劃與建築工藝，代表着4000年前黃土高原地區城市典範，一直被後世傳承發展並普遍應用，被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譽為「中華聖城」，是中華文明根與魂的直接物化載體。

    二是周原遺址。它是距今3000多年、全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西周遺址，也是傳承西周文化乃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載體。從1942年首次調查算起，周原考古迄今已有80年的歷史，積累了大量考古資料，建立了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編年體系，對多個地點遺存的性質有了較多的了解。特別是該遺址以往還出土了幾十批、不同家族的青銅器窖藏，素有「西周青銅器之鄉」的美譽。近年來經過詳細的調查與勘探，基本釐清了遺址的佈局結構，確認遺址面積總計30平方公里，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最重要的是，首次發現了總面積在2800平方米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築，彌補了以往缺乏先周文化高等級遺存的缺憾，為遺址先周時期乃太王遷岐性質的判定提供了重要證據。

    三是秦櫟陽城。位於西安市閻良區，是戰國中期秦獻公二年到孝公十一年的秦都，楚漢相爭之際塞王司馬欣、漢王劉邦之都，漢高祖七年前的漢王朝第一座都城。2012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的阿房宮與上林苑考古隊先後確定三座古城，其中三號古城為文獻中為都時期的櫟陽所在，二號古城殘存面積達9.5平方公里，是與洛陽相仿佛的漢代第二大城市。2019年以來對三號古城核心區、後宮區展開較大面積發掘，確認的三號古城南北軸線，和宮殿中半地下空間、浴室、廁所等建築細節，對戰國中期到西漢初期王國時代到帝國時代的都城研究均具重要價值。

    四是漢文帝霸陵。霸陵的考古開始於本世紀初，經過十多年的田野工作，最終確認了霸陵的準確位置，即今天的「江村大墓」。發掘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彌補了西漢帝陵制度發展演變的關鍵環節。霸陵的雙重陵園、帝陵居中、外藏坑圍繞帝陵佈局等都是西漢帝陵中最早出現的，反映了以帝陵為中心的規劃思想，體現了國家至上的政治理念。

    五是隋唐長安城。唐長安城是唐王朝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等諸方面的中心，也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建築最宏偉、規劃佈局最為規範的一座都城。唐長安城的規劃深刻影響了日本、韓國等古代城市建設。近年來，隋唐長安城的考古工作的重點是發掘了朱雀大街五橋遺址、安仁坊遺址、長安城東北角夾城及十王宅遺址、東市遺址以及西郊宮人墓地等，均取得了重要收穫。「天街五橋」包含的五門、五橋元素與都城規劃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將刷新對隋唐長安城中軸線的認知。（記者 胡秦玉）

頂圖：新聞發佈會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