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李龍

　二十屆三中全會即將於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號角響徹雲霄。這次會議緊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主題，聚焦全面深化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以開放促改革，深切回應民眾企盼，備受海內外關注。

　春江水暖鴨先知，香港恒生指數兩日內急升超過800點，重上萬八點水準。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從業員，果然對政策資訊的敏銳和捕捉是最迅速和最高效的。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該如何乘着三中全會改革的東風，讓接下來的改革給市民以獲得感、幸福感呢?作爲一個香港市民，我談談自己的幾點粗淺體會。

　首先是住的問題。我想現在的香港沒有什麼問題比住房問題更迫切。這是個老生常談到接近麻木的話題，香港人也早成了國際公認的「住房困難戶」，也是歷屆中央領導人口中的「深層次矛盾」。這個「矛盾」的最新數據是：2023年公屋輪候名單有228600個家庭，有超過40%屬非長者一人申請，平均年齡36歲，年齡中位數32歲，四成以上擁有專上、大專或以上學歷。這意味着什麼呢?就是全港有超過9萬名30多歲的青壯年躺平了!其中差不多一半更是擁有高學歷人士!為了能申請到一個10多平米的逼仄空間，他們放棄了努力和上進，放棄了理想和追求。政府一直強調搶人才，但現成的人才卻在蹉跎浪費，甚至遠走他鄉。香港政府是看不到問題聽不到呼聲嗎?當然不是，但歷屆政府就是沒有這個勇氣和魄力「衝破利益的藩籬」來改革。制度是人制定的，法律也是人制定的， 在住的方面政府需要跳出既有思維，在現有土地資源外開拓更多的土地供應，包括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大量徵收私人開發商手中的農地等，「安居才能樂業」，只有住屋問題解決了，年輕人才有希望，勞動者才有盼頭，人的積極性才能發揮，社會的機器才能轟隆轟隆向前運轉。

　其次是效率問題。新時代下發展新質生產力已成為中國當前最緊迫的任務，香港的創科發展卻面臨香港住房問題同樣的缺地境況，河套發展多年前已提出，上屆政府也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但多年來始終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一河之隔的深圳早已是高樓林立，繁華滿地，香港這邊大片寶貴的土地卻在曬太陽，養蚊蟲，人類的生存、社會的發展需要和環境保護取得平衡，但不能去到另一個極端，否則還不如退回到原始社會。除了過時法律的桎梏，政府部門的官僚桎梏同樣害人不淺，懸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是官僚機構的通病，當廣東省內南沙大橋，深中大橋接連落成，全長258公里的跨市地鐵全線開通，而香港規劃多年的一條10.7公里長、共四個站的北環線卻預計2025年動工，目標2034年竣工。是香港的財力不夠嗎?事實上香港大把錢;是香港的基建人才、技術不夠嗎?也不是，就算不夠也大可以向「基建狂魔」的內地引進，那是什麼原因導致基建速度如此緩慢呢?我想政府部門難辭其咎，改革疊床架屋的臃腫機構，提高公務員辦事效率，加強各級部門時效考核，將是不得不進行的「刮骨療傷」，因爲大灣區建設一日千里，香港再不改變，再不改革就只能跟在人家身後吃塵了。

　最後是產業結構調整問題。消費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寒暑表，香港的麥當勞、大家樂盈利屢創新高;三餸飯成行成市;港人北上消費蔚然成風，背後反映的都是疫後本港經濟疲弱，復蘇乏力，市民消費降級。而港股市場上大量的高NAV股票，有些甚至持有現金價值已經超過股票市值，簡單說就是做生意的大把現金拿在手上不知道幹什麼，如此現象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發展這麼多年，資本結構、商業模式都已固化，經濟發展已到一個瓶頸，社會前進的內生動力已消耗殆盡，惟有刀口向內，自上而下自我革命，從裏打破，才能向死而生，創出一條新路，而這也正是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戰略的重點導向。鞏固獨特地位，發揮固有優勢之外，香港更需要發掘新的賽道和增長點，建立新的特色和優勢，這樣才能立足世界之林，延續香江傳奇。

　總的來說香港需要的改革的實際上就是兩個需要解放的問題，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即如何讓新的生產力得到充分釋放，第二就是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這關係到與經濟緊密相連的社會公平正義，以及民生保障。解放以上兩點需要當今政府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無懼無畏的舍我其誰精神，推動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才能打破停滯僵局，開創改革開放新天地，真正為香港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