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胡莉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我们将在任何海域战斗;我们将在任何海域战斗;我们将在空中战斗，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守卫我们的岛国。我们将在任何一块滩涂地战斗;我们将在任何一处敌人登陆之地战斗;我们将在任何一畦田野、任何一条街巷战斗;我们将在任何一座山岗战斗;我们绝不投降;纵使，我绝不相信，英伦全岛或大部分落入敌手，遭受奴役，无力反击，驻守在帝国海外领地的舰队仍将继续苦战，直至新世界适时秉承主意，全力以赴，拯救旧世界，让其重获自由。

　　1940年6月，面临着是战是降的抉择，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这样的一番演说。单从演讲的内容来看，我们已经能够想象，当时的场景是如何的慷慨激昂。听众的反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力量巨大，反响强烈;几位工党议员热泪盈眶。”

　　在安东尼·麦卡滕(Anthony McCarten)看来，在英国和他的民众遭遇至暗时刻的时候，丘吉尔正是凭借了这样一番讲话，将人民引向了他所希望的方向。至此，历史的车轮转向了不同的方向。欧洲并没有成为纳粹的囊中之物，而后来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为战乱所苦的各民族重获自由。

　　抛开所谓的艺术加工不提(作者麦卡滕是著名的电影制作人，他也是电影《至暗时刻》的编剧)，关于丘吉尔的塑造，麦卡滕真实地表现出了丘吉尔对修辞术以及演讲的重视。无论是在时人的评价还是后人所写的传记当中，丘吉尔的演讲以及他的演讲能力都是绕不开的一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种演讲能力是如何塑造的，丘吉尔又是如何运用这一能力，在那样一个特殊时刻发表这样的演讲的呢?而从后人的眼光来看，麦卡滕又是如何通过演说来塑造丘吉尔的，而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塑造呢?

　　《至暗时刻》开篇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丘吉尔。与后来人们印象当中的不同，尽管有着相对显赫的家世，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少年时代的丘吉尔却并没有什么太突出之处。他出身贵族，是第七代马尔伯勒伯爵与珍妮·杰罗姆的儿子。但是，他本人的资质似乎平平。在哈罗公学，他被分入了差班;而在报考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时候，他甚至落榜了两次。唯一较为擅长的，也就是“英语文学与历史”。不成想，正是这样两个不起眼的爱好，成了丘吉尔担任首相之时最有力的两个武器。

　　在丘吉尔成年之后，他的行为喜好也处处与他人不同。他喜好饮酒，除去一日三餐之外，他还在午夜喝酒，“加喝上等葡萄酒或白兰地助消化”。他也抽很多雪茄，就算是早上七点也不例外，令前来报告各种事务的作战军官感到“胃不舒服”。他精力旺盛，不拘小节，“熬夜也就罢了，丘吉尔还比别人醒得早。当然，他一般醒不离榻，就在床上办公”。他还有一大爱好是洗澡。无论是他的秘书还是孩子，都曾留下有关丘吉尔洗浴的记录，足见他对这一嗜好的热爱。据称，丘吉尔认为，自己浴后只能穿“粉红色的丝绸内衣”，以致在军备商店的账单越来越长。这样的一个嗜好被传得神乎其神，就连纳粹方面也知道了。约瑟夫·戈培尔就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一本写丘吉尔的书说，此人饮酒无度;穿丝绸内衣;或在浴缸里，或着短裤，口授各种文件。”

　　显然，这样的一种形象与一般人想象中的领袖人物的形象相去甚远。自然，在人们的想象之中，政治领袖应当是理性而克制的，具有相当的决策力。与丘吉尔相比，当时的另外一位领袖哈利法克斯理应更适合首相的职位。后者是“贵族中的贵族”，“身高六英尺五英寸，面色苍白，双眼深陷，体形略显瘦削，令人敬而远之”。与之相对的，丘吉尔给人的印象却是具备丰沛的情感。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他常常会做出改变，并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罗斯福认为，他一天里会有“一百个主意”，但很少有主意是可行的。即便是在夸奖他的时候，人们也要加上一句评价：“他过于多变。”就此而言，在时人的眼中，丘吉尔显然不是什么正面角色。“他是多个相互龃龉的角色的合体，善表演，好夸耀，夸夸其谈”，甚至被视作“危险的好战分子”。或许是因为这种不同，或许是他本人也认识到了自身这种“瑕疵”，丘吉尔才选择把政治生涯的重心放在演说之上。而这也反过来成就了丘吉尔的政治生涯。

　　可以看到，《至暗时刻》正是围绕着这样的一种演说来展开自己的论述的。首先，这本书详细地描摹了丘吉尔写作演讲稿时的努力。他重视演讲的程度超出了一般人，而且以口头表达来促成演讲的写作;其次，丘吉尔也十分擅长演讲。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他十分娴熟地运用了修辞手法，以此加强演讲的感染力，进而推进自己的政治主张。

　　丘吉尔显然是非常重视演讲的作用的。在少年时期，他就已经热衷于背诵比赛。而早在1897年，他又仿照自己父亲的榜样，发表了人生首次的政治演讲。而也正是在这一年里，他写作了《修辞的支柱》(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在这篇未发表的文章当中，丘吉尔指出，“在所有赋予人类的才能中，没有一种比演说家的天赋更珍贵。拥有它的人的力量比伟大的国王还要持久。他是世界上一支独立的力量。即便被他的党派抛弃，被他的朋友背叛，失去了他的职位，只要能掌握这一能力，他就仍然是令人敬畏的”。在这里，丘吉尔把演讲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层面。而在此后的政治生涯当中，他也正是给人留下了重视演讲的印象。

　　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丘吉尔经常在准备演讲，几乎是只要有时间的情况下，他就会准备演讲。在同时期的很多文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丘吉尔为其演讲做准备的身影。在准备演讲的时候，他“满屋里踱着步，尝试着各种语调，从夸夸其谈变成喃喃自语”。而他自己也深切地体会到，假如想要让演说富有感染力，演说家本人就必须付出与之相应的努力。在《修辞的支柱》中，丘吉尔指出，要用自己的情绪去感染听众：“演说家是大众激情的具化。要能以情感染大众，他自己先须情不可遏;要能激起大众的怒火，他自己先须怒火填膺;若能让大众感动流泪，他自己先须涕泗横流;要说服大众，他自己先须坚信不疑。”

　　在演说的准备方面，丘吉尔的方式也与旁人不同。可以看出，他几乎是用演说来准备演说。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先写完演讲稿，然后再反复演练。与这一做法不同的是，丘吉尔喜好让他人帮助他写作。可以看到，丘吉尔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口述作为基础的。“通常，他先唤来打字员，‘慢而又慢地口授需讲内容……他看到已是精挑细选的词句后……他会细语呢喃，旁人便听到一连串的几近半打的其他字词……他大声念着它们，一试效果’，然后择定感觉最佳者。”而在完成稿件之后，他也喜好询问其他人的意见，“他让几位心腹先读了初稿”。而在有的时候，为了准备演讲，丘吉尔甚至会在其他人的对话当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试验。他的这一状态令前来找他的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印象深刻。“这位了不起的男人……步子迈得很大，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走，仿佛在下院演说。”而在简单的问候了麦克唐纳之后，丘吉尔竟然话锋一转，要给他“热血与辛劳，眼泪与汗水”。麦克唐纳费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丘吉尔并不是成立了一个以此为名的新部门，而是在练习“今天下午下院的演讲”。既然丘吉尔十分看重其演说的效果，他就必然会很重视自己听众的反应。而基于这一原因，他也势必会活用麦克唐纳等人的反应，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演说之中。

　　修辞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切地理解丘吉尔的演说技巧的角度。由于没有办法带给读者如电影一般的直观感受，作者选择了从修辞术的角度来剖析具体的演说，以此作为补偿。在丘吉尔发表演说的时候，英国所面临的境况已经极其的严峻了。一方面，纳粹正在步步逼近;而另一方面，国内议和的思潮也没有消退。面对这样的境况，麦卡滕认为，丘吉尔在演说中运用了两种古已有之的修辞手法：“一为‘交流法’，吁求听众或对手，征询他们对正在讨论的话题的观点或结论。”“二为‘首语重复法’，先前出现的某个字或几个字在后续内容的前面部分不断出现。”而这样一种演说方法也达成了丘吉尔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他成功地让人们产生了抗争的动力，激发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够真正地坚持抗争。而与此同时，他又不至于让人们感到害怕，从而丧失对这一主张的支持。

　　而在语言上，麦卡滕则强调了丘吉尔对传统的认可。他认为，丘吉尔曾经借鉴此前下议院的演说。在用词上，丘吉尔也偏重于对短词的运用。“一般说来，在一门语言中，词越短越古远，其意越深植于该语言民族的骨髓，更加有力地直达普通民众的心灵。”与此同时，他也会将积极的词汇同消极的词汇搭配起来使用。在强调完“苦难”之后，他立刻就提出，人们将会对敌“宣战”;而在给自己的敌人贴上“专制恶魔”的标签之后，他又指出，人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自己的祖国。而直到今天，在西方政治家的演说当中，我们仍能看到短句和这种强烈对比色彩的语句的使用。

　　用演说来阐释历史并不是麦卡滕的首创，也不一定与电影和历史的结合相关。早在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运用演说来为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做注解了。无需评述，这种方式已经将作者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糅合在其中了。正如柯林武德(Collingwood)所说的那样，“这些演说似乎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而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动机和意图的重建”(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65页)。在《至暗时刻》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在创作的时候，此时的麦卡滕显然是将丘吉尔与古典时代的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他影响颇大”。他甚至认为，丘吉尔的“热血与辛劳，眼泪与汗水”来自《论占卜II》和《建城以来史》。不幸的是，这样的一种印象很可能是麦卡滕的一种创造。丘吉尔本人在自传《我的早年生活》中就提及，他根本就对古典著作没有一点印象。除去自己的名字、“一团墨迹和几处污迹”之外，丘吉尔根本答不出拉丁文考卷上的任何题目(诺曼·罗斯：《丘吉尔传》，李家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19页)。即便他在1897年左右恶补了一番，对经典的理解也势必不会那么透彻。

　　麦卡滕运用演讲来描绘丘吉尔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本书提出了一个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观点，即丘吉尔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与德国方面硬拼到底的。在麦卡滕看来，正是由于他所拥有的丰沛情感，丘吉尔在做出作战决定的过程中，势必也经历了一番摇摆。的确，1940年，丘吉尔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在其他绥靖派官员看来，他阴晴不定，不知何时就会因为他那爆发式的情感而做出不理性的决定。然而，也正是在他的演说之中，他也暴露了他对和谈的期盼。在这里，作者所使用的是文本以及心理分析的方法。他认为，尽管丘吉尔并没有明说，但在他的语句当中，也透露出一种自我怀疑。在布里奇斯的笔下，丘吉尔指出，如果能够摆脱当前的困境，他也愿意接受与希特勒议和。他似乎并不在意，在获得和平的同时，对方所提出的“条件是收回德国殖民地及统霸中欧”。

　　总体来看，麦卡滕的这本书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新的认识，帮助人们了解一个更为多面的丘吉尔。可以说，演说在丘吉尔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丘吉尔创作了演说，而演说又反过来塑造了丘吉尔的历史形象。一方面，丘吉尔运用演讲调动大众的情绪，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在另一方面，演说是探求丘吉尔内心的一个工具。从演说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心路历程，知道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笃定要采取对抗的态度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将新的史学理念带入大众领域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