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要回家的。古人常谓近乡情怯，可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归。近年新生出一种近乡情怯，潜在之意却是趋避欲逃。所怯之事，不外乎礼尚往来、人情世故、数米而炊、坐井观天、旧习仍存、民智未开、村野衰败、故园陌生。

　　然而这种怯或许只是源自我们自身与现实的某种脱节。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高的流动率，独在异乡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常态，我们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工作模式、审美趣味、知识获取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塑造出一种“现实”，它剔除了那些“多余”的素材，一定程度上满足着我们对世界的主观想象和个体期望。返乡打破了这层“现实”的玻璃罩，我们被抛掷在更大的现实中，如同赤身裸体地立于旷野，于是当风呼啸在耳，才会显得异常凛冽而倍感不适。

　　所以返乡其实是个机会，让我们有可能更近距离地感受和参与一个真切的中国。现实不会因为回避与逃离就变得不存在，所谓“近乡情怯”只能是一种懦弱和驯顺。而以下推荐的15本书，或许有助于我们在体验与观察之外，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和思索脚下的这片土地。(徐鹏远)

　　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

　　作者：[德] 艾约博

　　韩巍(译) 吴秀杰(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

　　通常说起乡村，我们不自觉地会用一种静态的方式进行叙述，仿佛乡村的概念就是传统的、田园的、未经历工业化的、没有第三产业的、前现代的、区别于城市的、有待改造与发展的另一种社会形态。这是西方侵略话语和狭隘现代化思路的共同结果，既推动了直至今天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被城乡二元状态不断固化，于是今天的中国普遍有一种游离在城乡之间的无根感。事实上，乡村原本有可能长成另一种样子。

　　《以竹为生》一书以四川夹江县为样本，书写了其手工造纸业在20世纪的衰亡与转化，并揭示出伴随经济、政治革命一同发生的知识再分配——技术主导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初级生产者转向管理精英，从女人转向男人。在这个过程中，原本渗透在社群关系网络中、塑造了当地生活模式并不断调整产业生命力的手工造纸术，被工业化和城乡功能划分生硬掐断，匠人重新成为农民，地区退回农耕乡村。德国汉学家艾约博“小切口，大视角”的研究路径，从一个村庄的百年社会史管窥整个20世纪大潮流与大变革对乡村的改造与影响，不仅是一部恢弘的社会史，也是一部深刻的观念反思史。

　　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

　　作者：景军

　　译者：吴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7

　　作为韦伯所谓的“儒教国家”，孔庙是传统中国的一个信仰之所。但进入现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孔庙及其承载的祖先崇拜与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摧毁与重建的过程。学者景军的《神堂记忆》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对孔姓聚居的甘肃大川村进行深入调研，打捞出当地孔庙毁坏与复兴的历史和细节，尤其挖掘了恢复之中出现的改造与重构。这其中不仅关涉传统文明的问题，还包括对灾难的应对与处理，以及裹挟在权力与道德之中的身份和权利意识。

　　该书在极具功底的学术价值之上，拥有很强的可读性(吴飞的翻译亦起到重要作用)，实属难得，非常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乡土社会和民间信仰。不过，此书的出版颇费周折，成书自然也与原稿有所差异。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作者: 应星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6

　　提起应星，总会让人立刻想到其对于抗争政治的开创性研究，无论是《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2)还是《“气”与抗争政治 :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皆成为这一领域不可忽视的力作，想要探究中国农村社会权力的运作与博弈是无法绕开不读的。然而在这两本备受关注的著作之间，有一本《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却较少被注意到。

　　此书借助几桩西南山村里的案件，进入到权力与身体、国家政治生活与村庄日常生活的交汇处，借此展示现代中国在“新德治”框架内的“新人”塑造史。这一塑造过程不可否认地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局面，也影响了日后中国社会的某种面貌——依靠强力意志支撑的道德秩序消除了个人向善的伦理实践可能性，也消耗了热情，最终滑向机会主义策略，反而造成了普遍的败坏。

　　“与其说我关心的是国家对村民进行塑造的要求，不如说我关心的是这种要求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激起的种种波澜。”依此可见，应星在此书中仍未搁置对抗争政治的探索。不过或许由于这一次进行的是历史社会学研究，调研地点又是一个小山村，材料本身的丰富度和复杂度就有限，因此比之于成名作《大河》稍显单薄，作者自己可能也有所意识，故而在理论和论证上倾注了更多笔力。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作者：吴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0

　　在对“官-民”关系的判断中，我们往往容易陷入单向度的弱者叙事陷阱，仿佛“民”因为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就天然地拥有正义，于是道德情感压倒了对复杂事实的客观理性。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虽是武断之辞，却不妨略作改动为“可怜之人有时亦有可嫌之处”。中国基层政治的复杂之处就在于，既要面对上级的要求与考核，又要实际处理民众的切身利益，“双面夹击”之下的工作并不好做，若遇上“刁民”则更需灵活变通之法。

　　学者吴毅的《小镇喧嚣》，讲述了华中地区某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突破了“官强民弱”的简单思维，发掘出基层政治中“弱政刁民”的另一种面相——这也是转型的待解决问题之一，全能主义治理模式解体，法治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基层的正式权力往往只能靠某种“化公为私”的非正式运作来实现，当代乡村的骨子里仍旧流淌着一部分传统的血脉。同时，“刁民”的“缠闹政治学”并非纯然的民间“狡黠”，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上层设计下层”的社会治理思维的产物。

　　虽然此书所涉及的农村税收情况已在中央取消农业税后成为一段历史，更多具体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但不妨碍书中的一些内核性阐释和观点依然对于思考基层政治具有启发性价值。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作者：吴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

　　互联网时代，女性话题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但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大部分女性主义仅仅是城市中产精英的意识形态，真正边缘的、底层的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并未得到深入的关注和讨论——比如中国自杀率迥异于西方的一大特征就是农村女性的高幅占比。

　　吴飞的这本《浮生取义》通过对华北某县的实地调查，提炼出“过日子”、“做人”、“义”等关键概念，从“家庭政治”中找到“中国式自杀”的真正原因，推翻了以西方自杀研究的失范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窠臼，扎根现实语境重新思考中国人的尊严与幸福，并由此探讨如何降低自杀率尤其是解决农村女性生活困境的可能出路。

　　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综合的教育背景，给予吴飞更开阔的视角和更深邃的思路，可以说他的研究是揣着社会学的胸怀，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总结为理论，进行哲学的思辨论述，继而实现人文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此书是极为难得的，要知道大量的社会学学者依然在套用涂尔干1897年的《自杀论》研究当代中国，并且大部分都采用的量性方法。反观吴飞，在《浮生取义》之前已进行了长期准备，《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7-1)和《尘世的惶恐与安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两本著作彻底辨析西方自杀研究的实质，从而将其下降为“地方性知识”，扫清了中国农村自杀研究的理论困境，为质性研究铺垫了平坦的起跑线。因此尽管已恍然过去十年，该领域几乎仍无其它研究超越此书。

　　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

　　作者：岳永逸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2

　　随着弘扬传统文化、保护非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思路的兴起，庙会这一古老的乡土宗教民俗活动在经历了落后、愚昧、迷信、混乱的污名之后，重新在中国大地上复苏。每年春节，各地庙会都呈现着一派热闹的气氛。

　　岳永逸的这本《行好》从历时性的角度揭示了不时被主流话语污名化、妖魔化的庙会文化之所以生命力不绝的内在演进逻辑，重新审视和认识乡土宗教和民众信仰。沿着此书开掘的问题，作者另外的两本著作也可一并翻阅：《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9)探究了庙会及其背后的民众信仰如何适应当下并与主流话语实现合谋;《朝山：庙会的聚与散，映射出的民间的生活与信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则侧重关注圣地型庙会，更加明确地强调庙会与国人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的关联。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三版)

　　作者：秦晖 金雁

　　汉唐阳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1

　　这是一部公认的思想巨著，是学者秦晖名动天下的发轫之作。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当代具体问题，却从根基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社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提供了思想资源。此书提出传统中国的土地从来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对立远胜于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在此基础上传统社会构建的是一套“权力依附”型共同体，所谓“'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权势之间壁垒稳固界限分明;在这一共同体中，农民连同城里人和知识分子，既受到束缚又得到保护，形成了具体个体追求功利、抽象整体鼓吹道德、人性萎缩人情膨胀、奴性保守而又集体非理性的心态、人格与文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对传统社会的改造过程，必须在根本上“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秦晖振聋发聩般地指出：“在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引入西方文化的一些行为模式，其结果很可能是：播下了民主，收获的却是群众性歇斯底里;播下了自由，收获的却是散漫;播下了平等，收获的却是平均主义。”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作者：陆铭

　　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

　　中国文学的题材多乡土而少城市，学术研究也有相似的情况，毕竟农村和农民仍然是中国最广大的基数，而且中国人是有田园梦的，尤其当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种种问题，这种乡愁更是浓重。当春运列车启程，外来者返乡，城市逐渐空置冷清时，我们更应该思考自己的城市化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又该去往何处。

　　《大国大城》是少有的提倡发展大城市的论著。然而作者陆铭并未一味强调大城的规模效应优势，而是同时给予大城困境足够的重视和明确的出路——对这些困境的错误应对恰恰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诸般混乱与失误的根源。面对城市化，我们要做的不是担忧和控制，而是顺应和开放，毕竟至少在很长一段未来，城市化是不可逆的，每一个城外的中国人都在用脚给出了答案。

　　不过，该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因此作者有意拿掉了一些统计数据和论证过程以增强通俗性。如果不够满意的话，不妨配合其另一本书《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2013-3)参照阅读。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

　　作者：项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8-3

　　相信许多人借由许知远的节目，重新想起或者方才知晓这本名作，它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触及社会和人民心理深层变革的佳作”。学者项飚曾用6年时间深入昔日北京南城的“浙江村”，客观细致地呈现出一群在京浙江商人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且就其作为不被接纳的“非正规经济”如何推动城市发展进程进行了合理解析。与此同时，项飚还做出了预想：随着改革的深入，“浙江村”将会逐渐正规化并整合到城市社会中。时间证明了这一论断，并提出了新的问题。

　　思考当代中国的流动人口与城市发展、体制变革与政策意志，需要看清来路，这本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基础。可贵的是，2018年的修订版，项飚还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将研究的时效延展得更近一步。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作者：[美] 张鹂

　　译者：袁长庚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

　　这是项飚之后，又一个以“浙江村”为样本的研究。如果说项飚的研究更侧重于“内部”和组织，美籍学者张鹂的研究则补充了“外部”和政治。它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从更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变迁中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从而展现了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值得珍视的是，作者提出“后社会主义”假设没有考虑计划经济解体后原来的社会成分和权力关系重构过程，国家很可能以新手段重新成为最终控制者，市场交易也必然植根于某种本地化的社会网络。

　　该书的翻译在几个细微处出现错误，阅读时可能需要留意，不过大体上没有明显问题。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作者：王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对传统中国的理解，通常只有家、国而无社会，换用哈贝马斯的理论即缺乏公共领域。然而，王笛的这本名著却从成都的茶馆入手，发现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公共生活——这里汇聚着三教九流的来往人群，承载着休闲娱乐、信息交换、买卖生意甚至江湖话事与公共政治的功能。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这种地方文化不断对抗着西化大潮、现代化转型、国家权力扩展与文化趋同，在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彼此冲突与相互渗透中存活和变化着。

　　在经历过一个公共空间及日常生活被全面干预和严格控制的时期后，如今的成都重新茶馆遍地。尽管其形态和功能已发生了改变，但书中的许多观点依然具备应用价值，并且能够延伸到对其他公共生活及其空间的分析和思考。可喜的是，王笛本人已在2018年出版了新著《茶馆：成都公共生活衰落与复兴，1950-2000》，将当代茶馆的研究接续起来，串联成一部完整的20世纪成都(及中国)公共生活及空间史。新作的英文原著已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非北美地区最佳历史类图书奖”，其中文版据说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作者：阎云翔

　　译者：李放春 刘瑜

　　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

　　返乡，便是返回一个熟人社会，尤其过年更是少不了要串亲访友，来来往往总不能空着双手，于是“送礼”就成了一门人情的学问。阎云翔的这本成名作，从一个村庄的礼物流动入手，详细展示和剖析了“礼物”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所负载的多重意义，从而探寻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性的伦理模式、关系网络和社会规则。

　　作为一本人类学著作，扎实的田野调查鲜活地呈现着一个个“乡村送礼故事”，我们很容易在其中找到种种熟悉的景象。甚至就连你想逃离这种人情交往时，书中依然有解释可以奉送——“当地人把这些人叫作‘死门子’…… ‘死门子’象征了这些人的无能和死板，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象征了他们在社会交换与网络建构领域中的社会死亡。”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作者：杨美惠

　　译者：赵旭东 孙珉

　　张跃宏 译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6

　　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的礼物交换是基于个体生活的需要，并作用于民间社会的自主运行，那么现代中国围绕礼物所建立起的 “关系学”，则是新旧杂交出的一种隐性权力，不仅与人际互动和资源流通相关联，更参与到整体的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中。杨美慧的这本《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试图呈现1980年代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是如何在资源再分配、市场经济改革以及个人崇拜的背景中运作的，并揭示了其在国家权力覆盖下的“抗衡性”非正式权力的本质。

　　尽管时过境迁，许多变化之中的不变在今天依然适用，也就不妨碍此书为我们提供的某些进入和思考当代中国的入口与视角。不过碍于作者的身份，书中的一些观察和理解略显隔膜和薄弱，所运用的后现代理论亦暴露出生硬之感——毕竟这些理论在当年的学界尚属时髦。此外，本书的翻译和校订也一直受到指摘。

　　万物·生命：当代北京的养生

　　作者：冯珠娣(美) 张其成

　　译者：沈艺 何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

　　就算平日里躲过了些许来自长辈亲友的养生攻势，春节相聚却再难逃开偏方、食疗、按摩、保健品和各种通俗中医理论的包围。在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对健康的关注和追求成为中老年——尤其是城市中老年——生活内容的新项目。

　　冯珠娣和张其成合著的这本《万物·生命》，以北京为样本考察了当代中国的养生潮流，并试图解释其背后的理念根源与生活意义。当代养生既是古老文化的回响，也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医疗市场化、卫生部门鼓励、传媒引导共同促成了养生的兴起，同时养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毛泽东时代集体意识的某种延续和回归。养生不仅养生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命观，也成为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塑造方式。对养生的实践参与着个体的自我修养，也促进了城市复杂性的溢出。

　　虽然该书在总体框架和材料组织上稍显松散，质性素材与理性论述的连接中也存有明显空隙，不过鉴于“养生问题”的论著鲜少得见，依然具有比较难得的价值。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作者：[美] 彼得·海斯勒

　　译者：李雪顺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如果你对学术类阅读实在心存畏难或者缺乏耐性，那么不妨看看这本吧。以此书的名气和口碑，无需再做过多介绍和评价了。身为美国人的何伟，写出了足以令许多中国作家和学者汗颜的文字，也在另一层面上给予我们重要启示：了解和认识一个更加真切的中国，只需要兴趣、热情、直面、观察、体会、思索、坦诚、勇敢，无他。

　　题图摄影：CHA-C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