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墨天

　　在深圳，從梅林關驅車到梅觀高速，遠遠就能看見一個路牌，上面寫著“富士康—華為”。

　　27年前，南巡的總設計師在這裏踩下油門，懵懂的中國開足馬力。下海的幹部、首都的大學生、邊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轟轟烈烈的南下淘金潮如約而至，孕育了一座象征開放的先鋒城市，兩個路徑迥異的工業巨擘：富士康在西邊，是制造的驕傲;華為在東邊，是技術的野心。

　　任正非和郭台銘有不少共同點，比如都當過兵，前者1974年入伍，是部隊的“學毛選標兵”;後者1971年入伍，抽到了“金馬獎”—駐紮在常被對岸炮轟的金門和馬祖。後來，他們一個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紅，一個被“血汗工廠”的汙名纏身，但他們都是中國人口紅利的受益者。

　　華爾街日報記者在2007年來到深圳，那是媒體第一次踏足位於龍華的城中之城：高牆包裹著層層廠房，餐館、銀行、網吧和雜貨店犬牙交錯，500多台電視滾動播放著健美操、安全生產宣傳片和富士康電視台的新聞，甚至下水道的井蓋上也印著“富士康”。文章裏，這裏被稱做“郭台銘的紫禁城”。

　　任正非則顯得高深莫測，除了1988年《深圳特區報》上一段不到30個字的采訪，就再也沒怎么拋頭露臉過。盡管此時的華為已逐漸成為一個龐然大物，但任的名氣幾乎只局限在通信行業，在這個小圈子裏，流傳著種種關於他的性格、財富、家庭、秘書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傳聞。

　　等他們再一次和媒體與公眾產生交集，是在2010年。這一年的5月，富士康發生十二起員工跳樓事件，媒體頃刻間湧進龍華科技園，肆無忌憚的打量著眼前的代工巨人。時值60大壽的郭台銘連夜趕往深圳，面對鏡頭三度鞠躬致歉，幻燈片投影的光線打在他的臉上，宛如血斑。

　　同年年底，任正非將手機業務升級為公司三大業務板塊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兩年後，華為Ascen-d P1和Ascend D相繼面世，餘承東親赴門店站台，但手機散熱乏力、性能孱弱，銷量雪崩，任正非當著團隊的面，怒摔了手上的華為手機。

　　這是一個值得反複書寫的年份，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亂子，華為的終端戰略首戰慘敗。在那個十字路口，任正非和郭台銘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中國制造下一步在哪兒?

　　01. 分野

　　2010年的郭台銘，應該還沒有夢見過媽祖。

　　第8起跳樓事件發生後，他專門從五台山請來高僧做法事，奈何鬼神修為尚淺，5月剩下的20多天裏，第九、第十、第十一起自殺相繼發生。5月26日，正在台灣陪同四川省委書記考察的郭台銘匆匆趕往深圳，臉上寫滿了還未散盡的惶惶不安：“我現在最怕晚上11點後接到電話。”[4]

　　當晚11點20分，23歲的甘肅籍員工賀某從宿舍7樓陽台跳樓身亡。5個小時後，25歲的湖南籍員工陳某在樓頂割腕自殺，被發現後送醫搶救。

　　第二天，全球200多家新聞媒體湧入這座紫禁城。這裏有郵局、有銀行、有學校、有醫院，有占地1.25萬平方米的廚房，每天消耗40噸大米、10噸面粉、30噸蔬菜、200頭豬、6萬個雞蛋和500桶食用油，供養園區裏30萬名工人。對他們來說，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郭台銘道歉了，也覺得委屈。那一年，他領導著90萬名員工，單是為員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萬。如果富士康是一只軍隊，郭台銘會是全球第六的軍事強權。他告訴媒體，深圳有幾十萬工人，99.99%的人生活都很正常，“你把我從樓頂丟下去，我也不能保證後面沒有人自殺。”

　　一年之前，“中國工人”在美國《時代》雜志當年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位居次席，他們被稱為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保8”的幕後功臣。但當自殺新聞蓋過世博會的風頭時，人們才發現廠房背後盡是被機器捆綁的痛楚與瘡痍，若非媒體大張旗鼓的討伐，大多數人還不知道郭台銘是何人，富士康為何物。

　　這個名字誕生在1985年，創業的第十年，郭台銘決定用一個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FOX代表模具(Foxcavaty)，CONN代表連接器(Connector)，是他起家的兩個寶貝。後來，他又給剛剛進入富士康的大學生寫了幅對聯：富士則康，聚財乃壯。

　　三年後，年過不惑的任正非和幾個合夥人，在南油新村一個居民樓裏成立了華為，開始代理香港出產的交換機。同一年，郭台銘在寶安的西鄉崩山腳下租了棟五層廠房，在環繞廠房的成片荒草中，他對著從廣東豐順招來的150名員工說，“這裏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工廠!”[1]

　　工廠生產連接器，那是整台電腦最不起眼的部件，但郭台銘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他來深圳的那年，台灣工人的平均工資突破了2500元，同期大陸的作業員只能拿500塊的月薪。三年後，鴻海在台灣上市，西鄉崩山腳下那塊逼仄之地，已經裝不下郭台銘的野心了。

　　他看中了緊貼深圳市區的龍華，“龍在中華，這個名字太好了，這裏就是中華龍首!”在齊人高的雜草堆裏，來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銘對著身邊的政府官員振臂一呼：“看得見的土地，我都要了!”[2]餘音未散，廠房拔地而起，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勞、踏實、努力，而且便宜的南下勞動力。

　　富士康的每一個銷售都會說那句口頭禪，“你自己做，不如我做便宜。你讓別人做，也不如我做便宜。”就這樣，郭台銘從LG嘴裏搶來了蘋果的訂單，並把思科和IBM的訂單也收入囊中。台灣的同行坐不住了，郭台銘便反嗆，“廣達、英業達、大眾的訂單都是我介紹的，明明是他們搶的我，怎么成了我搶他們?”[1]

　　不到五年時間，龍華就築起了城中城。成片廠房一層生產連接器，一層上產主機板，一層生產機殼，還有一層組裝，一台台電腦從流水線上下來，根本不需要倉庫，直接拉到碼頭運走。在園區走一圈，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車，全球PC市場都要缺貨。”

　　當時，中國南方最時髦的東西是房地產，各路熱錢飛蛾撲火般湧向南方，海南800億、北海300億、惠州150億。就連柳傳志也未能免俗，在惠州以“國際電腦城”的名目進行招商。日後回憶起這次頭腦發熱時，柳傳志說，“如果再讓我來一次，我可能還會這樣選擇。”[6]

　　任正非倒也不是沒幹過投機的事，華為初創時雖名為技術，但做的是貿易，據說還賣過減肥藥。後來，華為靠著倒賣香港出產的交換機，賺了第一桶金。

　　深知靠倒賣走不長的任正非，在1990年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1992年，放棄清華博士學位加入華為的鄭寶用牽頭，和華中科大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夠容納500個電話用戶的HJD48交換機，大獲成功。第二年，任正非在蛇口的一個小禮堂裏開會，抹著眼淚說，“我們活下來了”。

　　嘗到人才甜頭的華為，從1992年起開始在名牌大學設立獎學金，大手筆招攬理工科人才。後來，華為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組建了研究所，任正非有次去視察，覺得人太少，時任所長辯解說人多了沒事兒幹，任正非生氣地說，“我叫你招你就招，沒事做，招來洗沙子也可以。”

　　1998年，華為一口氣從全國招了800名畢業生，第二年，又是2000名畢業生南下深圳，據說華為在高校招聘會上放出豪言，“工科碩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6]華為招聘人員甚至混進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看到在打遊戲的男生，就湊過去問：同學，找到工作了嗎?

　　2000年，碩士在華為的月薪已經能達到8800元，還有幾萬十幾萬的年終分紅[6]，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一邊是應屆生在華為拿著高收入，一邊是任正非借高利貸發工資，據說最困難的時候，華為還制定過一個內部政策：誰能給公司借來1000萬，誰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資照發[6]。

　　後來，連郭台銘都忍不住抱怨[4]，“華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們很多同事都辭職去華為，都能拿到兩倍的薪水。”員工聽到老板抱怨之後，辭職的更多了。

　　任正非也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裝了多少發財夢，使得華為成為了中國工程師紅利的最大受益企業之一。鄭寶用在33歲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榮“中國青年科技獎”，共同研發“C&C08”的李一男不到25歲成了華為研發一把手，這背後是任正非一以貫之的樸素觀念：讓搞技術的人賺到錢。

　　1994年8月，C&C08萬門機落地江蘇邳州，經過兩個月的上線調試，大獲成功，與之後的C&C08 2000門交換機一起橫掃中國電信市場。到1995年，銷售額已經達到15億，此後每年翻倍增長，成為全球曆史上銷量最大的交換機，也成就了華為在世紀末的高速發展。

　　日後的一切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兩家公司在一片狂熱中踩中了中國經濟全面加速的兩腳油門：龍華的工廠還沒落成，郭台銘就把那句“我都要了”在昆山又喊了一遍;同一年，華為在美國成立了分公司RANBOSS，中文翻譯過來就是“任老板”，任正非勃然大怒，把名字改成了Futurewei。

　　富士康在全球化的浪潮裏節節勝利，華為則在世紀之交的互聯網泡沫中迎來了第一個冬天。

　　02. 騰飛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英特爾P3和P4主機板的訂單，閑不住的台灣媒體給郭台銘扣上了“民營制造業老大”和“台灣科技首富”的帽子，把郭台銘嚇得不輕。他辯解說，“我告訴各位，廣達是我大哥，廣達絕對是老大。仁寶是老二，華碩和明基排老三老四，我怎么也是五名開外。”[2]

　　故作謙虛背後是藏不住的眉飛色舞，當下屬從美國來電，彙報富士康獲得英特爾的生產許可時，郭台銘激動地說，“這是富士康的重要裏程碑!”從連接器、模具，到機殼、主機板，依靠在大陸的廣泛布局，富士康已經吞下了整個電腦制造的鏈條，與芯片霸主英特爾深深綁定在了一起。

　　比起郭台銘的春風得意，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過。在那年10月的幹部會議上，任正非拋出了《華為的冬天》，“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

　　兩年前，任正非本想用內部創業計劃，清理掉喪失奮鬥精神的“沉澱層”，沒想到技術人才成了流失的主體。2000年，李一男離職創業，那封“絕不做華為敵人”的感謝信還沒消化完，華為在數據通信領域最強勁的對手就立了起來。一起出走的，還有200多個業務與技術骨幹。

　　那次會議上，任正非總結了自己過去的決策失誤：痛失PHS、CDMA和手機終端三大通信增長點。PHS成就了UT斯達康和小靈通的一代霸業，CDMA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筆，留給華為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帶來的通信設備投資萎縮。

　　2003年，任正非差點以100億美元的價格把華為了摩托羅拉，幾乎所有的談判和文書工作都已經完成，但對方領導層的變更導致交易流產。擺在任正非面前的，變成了3G的漫漫之路。

　　最終，曾放言“誰要做手機誰下崗”的任正非組織了手機終端立項討論會，宣布華為要成立獨立的終端公司做手機。2003年11月，公司正式成立，預算10億元，差不多是當年的淨利潤。

　　當時，只要有手機牌照，給別人貼牌一部就能賺好幾十塊，手機廠商在信息產業部門口排起長隊，華為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產和銷售許可。為了推廣3G，華為和運營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機，運營商提供要求，華為生產，利潤只能勉強給研發輸血。

　　這段時間，支撐華為活下來的是海外的縫隙市場。2003年底，華為在香港擊敗了愛立信和西門子，拿到了當地3G運營商1億美元的訂單。在俄羅斯市場，華為陸續拿下GSM設備供應和光傳輸幹線的訂單，緊接著，歐洲幾家老牌3G數據卡供應商也慢慢感受到了華為的壓力。

　　支撐華為攻城略地的還是國內低廉的人力成本優勢，無論是研發、管理，還是工程、售後，每個環節的性價比都令歐洲同行難以企及。後來李總理在羅馬尼亞問及華為在歐洲的運營情況，任正非直言不諱，“華為現在是賣高價，賣低價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

　　如果說任正非有什么信仰，那也許是“知識”。華為的數據卡全部基於高通的基帶解決方案，由於高通對中興的扶持，華為的數據卡芯片在2007年後經常斷貨。那年年底，老將王勁從歐洲返回上海，主導海思基帶芯片項目。2009年，華為WCDMA數據卡芯片問世，支撐華為在當年拿下了歐洲70%的市場份額。

　　柳傳志的愛將郭為曾造訪華為，任正非直截了當的勸他不要做研發，“你要做就得大做，小打小鬧還不如不做。”聯想總裁楊元慶訪問時，任正非也說過類似的話，“聯想想發展成技術型的企業，股東和投資人不答應，還是難!”[6]

　　相比之下，郭台銘信過很多東西，信過成吉思汗、信過關公、信過媽祖，所有人都叫他“台商”，祖籍山西的郭台銘說自己是“晉商”，是關羽的老鄉。1999年，台灣晉商郭台銘回晉城老家祭祖，順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廠。十年之後二度祭祖，模具工廠已經變成了1058畝的富士康工業園，風頭直逼龍華大本營。

　　那時，“血汗工廠”的帽子還沒扣下來，富士康就是產值、就業、GDP，大陸是成本、政策、勞動力，郭台銘和廣袤的中國腹地開啟了十年蜜月期。

　　山西有了富士康，山東坐不住了。據說煙台政府為了勾起郭台銘的桑梓情懷，專門找到了其母初永珍當年住過的老房子，辦好房產證送到深圳[4]。郭台銘喜不自勝，3.3平方公裏的煙台富士康科技園隨即破土動工。

　　2005年，為了爭取富士康到武漢投資，當地政府專門成立“富士康工作班”，耗時四個月完成了一部長達40萬字的報告，分析武漢的優勢與富士康發展相結合的前景。隨後，工作班又耗資30萬制作了一部專題片，帶到深圳播放。看到片中“山水兆富、環境納士、佛嶺蘊康”的字幕，郭台銘忍不住稱贊“唯楚有才!” [8]

　　在郭台銘的規劃裏，深圳和廣州生產台式機，上海和蘇州生產便攜數碼產品，北京和天津搞無線通信，所有的組裝環節富士康都能覆蓋，別人做不出來的，富士康能做，別人能做的，富士康更快、更便宜。從索尼、諾基亞和摩托羅拉再到iPod和iPhone，消費電子產業已經離不開富士康了。

　　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iPhone3GS上市前最關鍵十天時間裏，64萬部手機在富士康緊急組裝完成，差不多每每分鍾，就有45台iPhone走出生產線，全世界沒有一家代工廠能做到這一點。後來，與華為敲定合作的郭台銘在內部會議上驕傲地說，“華為要戰勝思科，必須與富士康合作!”[4]

　　為了規避台灣“上市公司投資大陸不得超過公司淨值40%”的行政命令，富士康移師港交所，三個月股價翻了五倍。經濟危機後的股東大會上，郭台銘俏皮的鞠躬謝罪，“我這次是以敗軍之將的姿態檢討，因為賺的錢沒有預期那么多。”他為那次講話取的標題，恰似十年蜜月的概括：《黃金十年，贏在大陸》。

　　每月10號，是龍華最熱鬧的日子，那是富士康發工資的日期，自動提款機排起長龍，網吧、彩票投注站和手機門店人頭攢動，新上市的iPhone總能吸引最多的目光，每一個零件都由工人們親手組裝，再配上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價格。

　　曾經華燈初上，藍色和白色的制服從紫禁城魚貫而出，人們很快會知道，那裏是一座與世隔絕的工廠，一群渴望尊嚴的工人，一個“MADE IN CHINA”的殘忍剪影。

　　03. 路口

　　2010年，郭台銘的“紫禁城”出事了。

　　“十二連跳”後的6月2日，富士康總部緊急宣布，全體員工整體薪資上漲30%。一周後，公司再度通知，深圳地區新員工三個月考核合格後，標准工資將再次上調66%。珠三角的工廠這下不幹了，除了富士康，沒人開的起這么高的工資。

　　但錢不是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跳樓事件不斷上演的5月中旬，富士康舉行了一場勵志交流大會，會上設立了一個遊戲：誰能說全同一個寢室室友的名字，就能拿到1000元獎金——最後，沒有一個人拿走這筆錢[9]。

　　同樣在5月，30度高溫的深圳，每天都有上千名來自全國各地年輕人聚集在富士康龍華科技園，排著長隊等待招聘。他們給出的理由很簡單，“工資高，包吃包住”。排隊的人裏，除了找工作的工人，還有在各地負責招商的政府官員，期待著從富士康的撤退中分得一杯羹。

　　富士康不再被深圳歡迎，騰訊成了新的寵兒，這座先鋒城市要產業升級、騰籠換鳥。《南方周末》的實習記者臥底一個月，寫了篇《潛伏富士康28天手記》，紫禁城一夜之間成了沾滿鮮血的廉價代工廠。股東會上，郭台銘對著此起彼伏的閃光燈無奈地說，“我現在都不敢開電視，因為沒有一個台不罵我。”

　　跳樓事件餘波未了，iPhone 4在6月問世，全年賣出4660萬台，富士康是當之無愧的幕後功臣。7月，《財富》雜志公布了當年的“世界500強”名單，富士康排在112位，比微軟還要領先三個名次，恰似一種無心的嘲弄。

　　華為也在2010年長成了一棵招風的大樹，那年4月，印度宣布禁止進口華為的產品，緊接著，歐盟對華為無線路由器發起反傾銷調查，海外的收購接連失敗。任正非剛剛度過了第二個冬天：經濟危機後，公司利潤下滑，他們本想賣掉終端公司，但買家最終的報價只有預期的3/4，一氣之下，任正非不賣了。

　　那年12月，任正非召開高級座談會，將手機業務升級為公司三大業務板塊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隨後，華為使出渾身解數推出了第一款高端手機Ascend P1，銷量不到100萬台。搭載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隨後推出，作為華為開啟自主芯片之路的第一步，Ascend D1頻現卡頓、閃退、發熱，口碑坍塌。

　　2012年年底，任正非送給餘承東一架殲-15戰鬥機模型，意喻“從零起飛”，也代表餘承東當年年終獎為零。

　　郭台銘宣布漲薪那天，時任蘋果公司CEO喬布斯在大洋對岸隔空力挺富士康，他說富士康有食堂和泳池，按規定給員工繳納社保，絕不是什么“血汗工廠”。蘋果隨後宣布，將利潤的1%到2%返還給富士康，用於提升工人工資。

　　蘋果緊跟著被千夫所指，這背後則是手機產業鏈形態的悄然轉變：功能機時代，諾基亞出圖紙，代工廠生產，對上擁有議價權、對下壓榨供應商。但iPhone跨過了代工廠，扶持起了一大批立訊精密(19.890, 0.29, 1.48%)、舜宇光學、安潔科技(13.490, -0.09, -0.66%)這樣的供應商，賺慣了差價的代工廠一下掉到了價值鏈末端，只能掙點微薄的代工費。

　　紅利吃完了，任正非和郭台銘就這么走到了十字路口，華為在20年的攻城略地之後，不得不開始向科技的皇冠——芯片發起沖擊。富士康享受了20年的勞動力紅利，也讓“世界工廠”的工人們明白了一個道理：紫禁城的財富和榮耀，跟他們沒什么關系。

　　任正非說蘋果救了華為，iPhone在2007年後的風靡也倒逼了網絡升級，讓遲遲等不到應用市場的3G業務大放異彩。更重要的是，iPhone帶來了成熟的技術和完整的供應鏈，順手給華強北的山寨王國判了死刑，這是華為能夠放言“自主、高端”的產業基礎。

　　2013年2月，華為又推出了主打防水、號稱超級戰鬥機的Ascend D2，搭載的依然是那顆“華為芯”K3V2，雖然搶了四核的先，但芯片工藝落後，圖形核心另類，負面反饋如潮。只要在社交媒體上提起海思的K3V2，回應絕對是一片罵聲。

　　隨後，Ascend P2、大屏系列Mate和“轉型之作”P6陸續發布，芯片還是一如既往的K3V2，差評也是自始至終——有什么辦法，畢竟任正非說了，“自己的狗食自己先吃，自己做的降落傘自己先跳”。

　　任正非不反對用高通的芯片，但他對受制於人始終有種天然的警惕，“我們公司積累了這么多的財富，可能就因為那一個點，讓別人卡住，最後死掉。”蘋果推出A系列處理器那年，任正非對海思女掌門何庭波說，“(海思)是公司的戰略旗幟，我給你每年4億美元的研發費用，給你兩萬人，一定要站起來。”[10]

　　郭台銘也在反思，據說12連跳之後，他在深圳工廠冥思苦想90天[11]，得出兩個結論：富士康還要繼續內遷，去人口更多、工資更低的地方;但遲早有一天，百萬大軍必須換成百萬機器人(15.220, 0.00,0.00%)，他們不拿工資、不用吃飯、更不會跳樓。但這一天什么時候才來，他也不知道。

　　他不是沒想過把工廠開到東南亞，但那裏既沒有穩定的政局，也沒有遍及全國的機場、港口和鐵路，更沒有心甘情願24小時三班倒的工人——中國制造，無處可去。

　　2010年8月，富士康與鄭州政府簽訂協議幾個月後，工廠拔地而起，組裝線也開始運行，每天能生產 50 萬部 iPhone。在貴州，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建起了大數據中心和第四代iPhone生產中心，所有的材料都能循環利用。

　　中金公司曾經拆解計算過一部iPhone X 的生產成本，大約為 417 美元。其中，屬於組裝的只有 4.2 美元——這筆微薄的代工費是眾矢之的，卻也是就業的保障、制造業的基石、廣大內陸青年為數不多的出路、甚至是自認為體面的工作。

　　時任富士康新聞負責人劉坤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曾說，“中國制造是一分錢一分錢的賺，希望大家對富士康和中國制造，至少能有些許敬畏之心。”[1]

　　04. 高峰

　　2013年9月21日，餘承東在微博上透露了華為下一代手機處理器的消息，網友大呼等了太久，列隊歡送“萬年K3V2”。之後，搭載全新芯片的華為Ascend P6S問世，海思將新誕生的芯片品牌命名為“麒麟”(Kirin)。

　　第二年6月，華為發布了4G芯片麒麟920，整體性能與當時高通的4G芯片驍龍805基本同步，被譽為中國手機芯片的彎道超車之作。麒麟920前後投入的研發經費超過2億美元，是國家15年裏對龍芯投入總額的1.7倍。[5]同年9月，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也讓mate7和榮耀6plus成了當年的爆款機型。

　　緊跟著，華為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民族驕傲，和“愛國”捆綁在了一起。任正非從來沒喜歡過這個說法，他在內部會議上說，“我們能什么都做得比別人好嗎?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開放的體系，如果我們不向美國人學習，就永遠戰勝不了美國。”[10]

　　他也不是個技術狂人，也不止一次對研發團隊一味追求技術超前發出警告，“你的技術是用來賣錢的，賣出去的技術才有價值。”等到華為開始做芯片、做手機，任正非又忍不住開炮， “一個手機賺30塊，這算什么高科技、高水平?蘋果年利潤500億、三星400億，你們能交給我300億利潤，我就承認你們是世界第三。”[10]

　　郭台銘對華為的技術贊許有加，哪怕他跟比亞迪(53.830, -1.06, -1.93%)因為專利打過官司，“我們很多同仁被華為挖去申請專利，所以我覺得這個公司很偉大。為什么?因為他有遠見，專利越多，競爭力就越強。”

　　郭台銘給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那句“獨裁為公”，任正非學IBM、學思科、學微軟，每年花大錢請顧問的時候，郭台銘不屑，“顧問是什么?就是拿起你的手表看一眼，告訴你幾點鍾，再問你收費。”

　　2006年，《第一財經日報》寫了一篇《富士康，機器罰你站12小時》，郭台銘勃然大怒，將記者和編輯告上法院，索賠3000萬人民幣。他不喜歡“代工廠”這個稱呼，把公司改名成“富士康科技集團”，那年年底，郭台銘說，什么時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就把這兩個字去掉。

　　他不遺餘力的布道，希望公眾能知道代工廠也有科技：單是電腦的連接器，富士康就有8000多個專利;在光通信領域，一個“梯度折射率透鏡”的專利報告疊起來就有一米高。他上科技論壇演講時說，“先進的生產力就是先進的制造技術，別人一分鍾做五個，我一分鍾做十個，就是我技術好，賺的就是技術的錢。”

　　只是在百萬機器人大軍建立之前，郭台銘還是離不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2017年國務院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郭台銘說大學生沒有實幹精神，不願意進工廠、上流水線。演講結束，他詢問在場的工信部部長苗玗，“苗部長，請問有什么政策可以讓大學生下工廠?” [11]

　　為了能夠繼續享受人才紅利，華為也從2008年開始將研發中心陸續遷往二線城市，甚至頂住深圳市政府的壓力，將深圳總部的員工大量遷移到東莞松山湖，讓員工能夠享受相對更低廉的房價與生活成本，也讓華為繼續擁有綜合成本的優勢。

　　2017年，海思推出第一代AI芯片麒麟970，並創造了獨立的AI計算模塊“NPU”設計，2018年2月，華為又發布了首款3GPP標准的5G商用芯片巴龍5G01和基於該芯片的5G商用終端華為5G CPE。

　　8月，華為再度率先發布新一代AI芯片麒麟980，采用7nm工藝制程和雙核NPU設計，性能與主流旗艦芯片相差無幾。麒麟980還可與華為的巴龍5G01基帶芯片匹配，為5G做好了准備。

　　年中，久未露面的任正非開始密集發聲——他最擔心的事情已經初現端倪;年將古稀的郭台銘則萌生去意，從他一手建立的工業帝國從容隱退。在他們身後，是中國制造業在30年間豎立起的兩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也是一條從低端到高端、覆蓋“研發-制造-品牌”的完整產業鏈，在中國之外的任何國家都不存在。

　　一切奇跡又仿佛早有答案：1977年，經濟騰飛中的台灣地價一路飛漲，抄底鴻海廠區周邊的土地，轉手就有大把利潤。剛剛讓公司扭虧為盈的郭台銘想了半天，還是決定繼續做模具。他解釋說，“我是個搞工業的，要看長遠一點。”

　　十多年後，面對如出一轍的狂熱，任正非拿出了一個更加擲地有聲的回答，“我們認為未來的世界是知識的世界，不可能是這種泡沫的世界，所以我們不為所動。”[7]

　　05. 尾聲

　　1983 年，第一座生產蘋果Macintosh個人電腦的工廠在加利福尼亞落成，面對前來參觀的記者，喬布斯驕傲地說，“這是一台美國制造的機器。”28年後，時任總統奧巴馬在矽穀邀請眾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宴會上，奧巴馬問喬布斯，“需要做什么，才能讓iPhone回美國生產?”喬布斯毫不猶豫的回答：“那些工作不會回來了。”

　　喬布斯引以為豪的Macintosh生產線在1992年全部關閉，戴爾、康柏、惠普等科技公司為了降低成本，陸續將生產線遷往中國。蘋果也被迫接受外包，喬布斯的美國制造夢宣告破碎。

　　30年間，走出內陸小城的年輕人浩浩蕩蕩，高校畢業的才俊如過江之鯽，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國家，有覆蓋每個制造環節的勞動人口、遍及全境的交通網絡和巨大的消費市場。也只有中國，能夠同時容納華為與富士康兩座制造高峰。

　　如果說華為濃縮了中國制造的驕傲與雄心，那么富士康就是中國制造最真實的背影。但歸根結底，是拼命加班透支青春的工程師、廠房裏枯燥重複的體力勞動、毫無隱私與尊嚴的集體宿舍，撐起了物美價廉的“MADE IN CHINA”。

　　未來，我們依然要依靠華為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壘、在高端產業攻城略地。但同時，又有什么產業可以承接規模如此龐大的勞動力就業問題?互聯網、金融、還是房地產?

　　中國需要華為，中國也需要富士康。

　　參考資料：

　　[1].富士康真相，徐明天、徐小妹，2011

　　[2].郭台銘與富士康，徐明天，2007

　　[3].任正非談華為國際化，周錫冰，2018

　　[4].富士康內幕，陳潤，2010

　　[5].華為研發，張利華，2017

　　[6].華為30年，程東升、劉麗麗，2018

　　[7].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任正非，1998

　　[8].政府支持增強信心 富士康武漢移植“科技之根”，湖北日報，2008

　　[9].富士康內幕，魏昕、廖小東，2010

　　[10].華為終端戰略，芮斌、熊玥伽，2018

　　[11].郭台銘霸業，楊艾俐，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