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假期中，6000家“莆田系”医院不能得闲，因一场诈骗案，这些医院开始自查自纠。

　　4月12日，深圳龙岗分局“扫楼”检查中发现一处“网络医托”窝点，继而牵出一宗跨省医疗诈骗案。

　　该案中，百度搜索又一次扮了重要角色。患者在百度搜索中输入疾病关键词，“山寨”三甲医院出现在页面中靠前的位置。患者点击这些“医院”网站，根据上面的咨询电话打过去，为患者答疑的不是专业医生，而是深圳市山水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山水公司”）的员工。但在咨询电话里，这些员工已变成名医专家，并热情推荐“合作”的医院。

　　这次作案者盯上的是精神科。山水公司办公室中的接线专员同时扮演三家医院的医生，分别来自昆明安定精神病医院及长沙、广州两家医院外包出去的精神科，而这四家机构的负责人同是来自福建莆田。

　　这样无所顾忌的诈骗，使本已名声斑驳的“莆田系”再次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4月27日，莆田健康产业总会紧急发布声明称，三个月内成立行业自律机构，全面自查自纠。

　　莆田健康产业总会法律顾问张新年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协会内已确定训诫、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等处分种类，将会很快建立惩戒机制，接下来会开始抓反面典型。

　　根据深圳警方通报，目前已控制长沙医院外包精神病科室负责人吴某、山水公司负责人苏某及24名“导诊”咨询员，部分责任人在逃。

　　一条科室外包黑链

　　循着这起案件，一条围绕搜索竞价、网络医托和医院灰色科室的链条清晰可见。

　　卷入此次诈骗案的医疗机构中，有两家是不顾禁令，而将科室外包。上一次科室外包引发公众热议还是在2016年，21岁大学生魏则西在北京武警二院生物诊疗中心接受癌症治疗，然而无果，最终死亡。魏则西就医的武警二院生物医疗中心，其幕后投资者就是莆田系企业。

　　将医院内科室外包或承包，一直是医疗机构的“禁区”。简单来说，这些科室顶着医院的名头行医却完全独立。

　　业内人士通常将民营资本在公立医院内部的合作办医称为“科室承包”。《财经》记者获得多份合同文本模板和可行性论证报告显示，外来资本与公立医院的合作往往采取所谓“共建”形式，共建科室常常挂出“XX中心”的牌子。

　　对于科室外包的合作模式，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梁晓月告诉《财经》记者，双方会签订合同或协议。医院也会收取一定承包金，或者再与承包人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收益分成。

　　此次案件的诈骗团伙中，主要嫌疑人苏某成立“山水公司”后，通过寻找由老乡在广州、长沙开办的民营医院，以每月支付10万元，自付盈亏的方式，承包其精神病类科室。

　　为了躲避检查，苏某承包的医院的精神病科室表面上还是接受医院统一管理，医疗费用医院统一收费，医生在医院备案，护士由医院统一聘请并安排到科室上班。而医院每月与“山水公司”结算时，先扣除科室外包费10万元，医生账上工资等，把剩下的钱转账到“山水公司”账上，再由“山水公司”向精神病科室人员发放额外工资。

　　医院账目上，精神病科室的医生每月只有5000元的工资，而“山水公司”每月额外向医生支付4万至5万元。

　　在这个黑链中，医院的牟利手段也不单一，除了外包费，若医生给患者开具的药物是医院自己采购的，医院会提高 15%的药物价格来销售，事后按药物售价的10%提成给“山水公司”。若是“山水公司”自己采购的药物，会100%发还“山水公司”；若医生给患者检查或者治疗的仪器是医院的，医院会按照检查费用的30%返还给“山水公司”，若仪器是“山水公司”自己购买的，检查费用会100%发还。

　　科室外包从未解禁，“这是不能跨越的红线”，蔡江南说。早在2004年，原卫生部就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医疗机构严禁出租承包科室。2015年6月，国务院发文鼓励社会办医，“科室承包”仍被明令禁止。

　　屡禁不止，也是因为一些地方公立医院经营管理不善，因而倾向于采用“科室承包”的方式，尤其是部分弱势科室。而蒲田系借由公立医院的品牌，“做好一年有几百万的利润”。一位民营医院从业者曾对《财经》记者透露，科室承包是莆田系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

　　“只能是为了钱，利益是合作的基础，要不为什么外包？公立医院可以寻租，民营医院直接敛财逃税。”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常务副会长赵淳向《财经》记者直言，民营医院作为医疗服务机构没有任何特殊性，必须要严禁科室外包。

　　操刀者互利，患者为鱼肉？

　　循着线索，当民警进入昆明安定精神病院，找到了10余份由当地卫生部门转来，都是以收费过高和疗效同宣传不符而被患者投诉。

　　“患者到公立医院就医时，可能对科室是否外包完全不知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对《财经》记者称。

　　由于外包科室大多隐身于医院中，或在独立大楼内，没有明确的标识道明与医院的关系，令人无从分辨。尤其是此案中，昆明安定精神病医院与山水公司是“协作”关系，更为隐蔽。

　　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承包医院其实难免其责。梁晓月对《财经》记者分析，除了从医院和承包主体的协议上认定外，如果说科室的实际控制权不属于医院，科室经费不由医院统一结算，科室医护人员不由医院管理，往往会被认定为科室外包。“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责任主体为医疗机构”。

　　公立医院“科室外包”的重地多是体检中心、整形美容、皮肤科、泌尿科、口腔科、妇科等科室，因其利润较高，也容易吸引患者就医。此次作案者盯上的是精神科。

　　作案时，犯罪团伙经过“网络医托”窝点虚假宣传策划骗取病患的信任。在警方到来时，还能看到山水公司的工作人员电脑上闪动着“我是胡主任医生，你的病情较严重，必须马上到医院治疗”“我们医院是治疗你这种病的权威医院，有名医和专家接诊。”

　　如果病患有就诊意向，这些工作人员就预约就诊时间推送给医院科室；如病患在约定时间没有来，医院科室会主动联系，“热心”跟踪未就诊原因。

　　4月12日，在深圳龙岗区南湾街道平吉大道平朗路9号万国城，当龙岗警方进入B座13楼的山水公司时，墙上张贴的“山水杜拉拉升职记 我们大干100天、每天奋斗 成功更近一步”等传销味足的标语。

　　一位就诊过的17岁患者对龙岗警方称，通过网上搜索咨询，遇到一名自称长沙某医院精神病科室的胡医生助理，承诺3天有效果。开始就是800元一小时的心理疏导，然后三天两头的各种仪器治疗，前后花了2.3万元。

　　将科室出租外包，意味着患者服务和医疗质量得不到有效监管，质量难以保障。蔡江南提到，医疗市场有严格的准入标准。一些民营医院并没达到相应的医疗水平，会对病人产生危害。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该案中，经审，嫌疑人苏某某、吴某某等对其涉医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初步核查诈骗涉案金额逾千万元。

　　民营医院升级尴尬

　　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联姻”并非都违规。政策的界线是，不在公立医院内设立“非独立法人”形式存在的营利性实体。

　　实际上，政府是鼓励探索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疗机构业务合作模式的。原国家卫计委直属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卫平曾撰文称，公立医院公私合作至少有11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朝阳医院与河北燕达医院于2014年开始合作共建，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曾公开表示，双方能够优势互补，朝阳医院能够为河北燕达提供管理和医疗技术人才，河北燕达能够提供更优质的硬件和更大的医疗空间。

　　有些医院将科室外包出去确实是由于能力有限。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副局长徐毓才向《财经》记者分析，申请设立医疗机构需配备一些基础科室，有些科室医院并不擅长，可能会承包出去。如建立一家二级综合医院，至少需要配置8个临床科室。而对于承包方来说，自行设立医疗机构的成本太高，也会选择与医院合作。

　　蔡江南认为，像一些社会资本进入基层诊疗，在技术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既能提高基层诊疗能力，也能给老百姓带来方便。

　　问题是，无论合作形式怎样，相同的弊端却在不断上演，尤其是危机患者健康的偶发性事件一次次击碎公众的信任，也使民营医疗机构的行业升级之路越发不容易。

　　“我们在调研时发现，欧洲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没有外包情况的，他们也曾经历过今天中国民营医院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恶意竞争、缺少底线、数量多而规模小，最终真正的行业升级与净化就是通过市场的选择，那些能够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的机构会在充分竞争中留下来并壮大。”赵淳说。

　　北京已在做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的尝试，即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可在一定条件下，将公立医院品牌、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以及技术、服务、管理等通过特许经营协议的形式提供给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使用。这算是名正言顺地为民资开了一条口子，早在2016年，北京700余家医院中，约有63%为民资。

　　这是一个创新之举，无先例可循，其实是市场助推使然，也颇有争议。然而，对于在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就超过公立医院的中国市场而言，必将经过痛苦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