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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院士透露國務院調查: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34億,嚴重失控
“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34億,這是嚴重的失控。”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巡視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郭仁忠說。
在9月20日于貴陽舉行的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年會,郭仁忠向澎湃新聞記者透露,中國城市規劃存在嚴重失控問題,國務院一項關于12個省會城市和144個地級市的調查顯示,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規劃4.6個新城(新區),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
大城不斷兼并小城,全國城市數量減少
近年來,一些地方集中力量發展大城市,使得一些大城市人口過于集中,并由此引發了各種城市病。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顧問周一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20世紀90年代,全國建制市有660多個,而此后由于大城市兼并周邊的縣級小城市,使全國城市的數量不增反減,這是因為不少地方更習慣于從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這樣一個發展模式。
“通過兼并,資源、人才等各種優勢集中于大城市,但卻忽視了與周邊小城市的協調發展,沒有很好地輻射和帶動小城市的發展,而是使得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集中到大城市中。雖然城市化不一定會帶來城市病,但發展大城市的過程中由于沒有很好的管理應對措施,使得城市病愈演愈烈。”周一星說。
在大力發展大城市的過程中,不少城市“攤大餅”、熱衷于規劃新城、新區的簡單擴張,導致“空城”、“鬼城”的出現。
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巡視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郭仁忠透露,國務院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編制全國城鎮體系規劃,其中一個關于12個省會城市和144個地級市的調查顯示,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規劃4.6個新城(新區),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某一個西部省會城市提出建3個新區、5個新城,總面積是現有建成區面積的7.8倍。“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34億,這是嚴重的失控。”郭仁忠說。
周一星認為,解決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拉大等問題,未必要強調大城市的發展,可能是發展中小城市,特別是縣級城市,因為它們與農民聯系更密切。比如,京津冀協同發展中,他覺得要把力量放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去更好一點,北京不應該再繼續集聚更多的功能。
部分城市交通偏向小汽車
交通擁擠已經從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正在向二、三線城市蔓延,而為了方便汽車出行,不少城市建造了環路。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分院副院長戴繼鋒透露,在對全國288個地級市調查中發現,有164個城市建有環路,“有些地方原本沒有環路,卻把幾條道路連接起來成為環路,好像‘無環不成市’。環路對小汽車來說是可達性最高的一種道路形式,但這往往忽視了其他交通出行方式的需求,這也使得很多人在選擇出行方式時有著難以割舍的小汽車情節。”
小汽車并沒有能真正縮短出行時間,讓城市中的人有更多的閑暇時間,“我很忙,我沒有空”,成為經常聽到的一句話。中山大學中國城市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艷玲教授認為,這不是一個私人的議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急需反思的城市公共議題。
她認為,如果一個城市沒有讓人可以有閑暇的設施,沒有人可以產生閑暇的感受,這一定不是一個美好的城市。但我們的城市缺少閑暇的空間設計,也體現在無閑暇的政策設計上,“我們都是城市中的‘無閑階級’,不自由、不健康、也不舒適,沒有家園感,也沒有想象力和創造力。”
城市規劃面臨轉變
“城鄉規劃工作面臨人地關系緊張復雜的新常態,城鄉規劃轉型升級勢在必行”。在9月20日舉行的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年會上,國際城市與區域規劃師學會副主席、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石楠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說。
“十三五期間,我國城市規劃將面臨著如何向更加適應自然規律、如何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政府管理體制如何適應社會矛盾的變化等方面進行轉變。”石楠認為,解決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最根本的是城市規劃中指導思想的轉變。
“過去城市發展中強調的是經濟發展壓倒一切,要快上,甚至不惜一切代價。”石楠表示,現在要考慮在什么支撐條件下能滿足發展需求,注重的是可持續發展,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型。因為這牽涉到工作的思路、建設的方式、開發的強度、規模等,都可能進行一些大的調整。要把城市放在自然中,回歸到傳統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當中,讓城市發展符合自然的規律。第二個轉變是如何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為本,而且要考慮到個體,每一個人的需求,需要個性化的關懷,這種社會學的考慮可能是接下來面臨的挑戰。過去是需求與供給的矛盾,但現在基本生活需求已經解決,最關鍵的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各階層、不同背景的社會人群之間如何更好地包容,比如市民化的問題、各地頻頻發生的物業糾紛等。
此外,石楠認為還需要考慮政府管理體制如何適應社會矛盾的變化,如何適應城市發展方式的變化,考慮如何讓市場起到決定性的配置作用。因為現在各種規劃很多,相互之間也不協調,而城市是一個系統,不能因為政府部門的訴求就把城市整個系統割裂。
他透露:“十三五期間這方面肯定要有所考慮,對規劃體系進行系統的梳理,更好地從政府和市場的角度來界定整個規劃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