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無界新聞記者 張慶寧 實習記者 徐弘毅 徐芮 趙寧

　　2015年8月11日，陳松竹從北京出發，次日下午來到河南省鄧州市文化路佳美商業廣場5號店，商場旁邊有條小路。他坐在自己的福特SUV轎車上，打開車窗，探頭向小路盡頭張望——那棟他和父母當年住過的老房還在，爺爺的墳墓就位于老房身后。

　　他想回去給爺爺燒把紙錢，思量許久，調轉車頭離去。

　　畢竟，家中官司未了。

　　2003年9月的一個深夜，三名不明身份的社會人員闖入陳松竹的家中，將兩層小樓的門窗悉數砸壞，并在院子中呼喊陳松竹父親的名字。彼時，陳松竹父親患腦梗塞癱瘓在床，不能說話、不能動彈，不可受到驚嚇。

　　在鄧州警方抵達之前，三人離去。次日上午，陳父母被人告知：如果不走，或遭滅門，兩人未及收拾行李即前往鄭州避難。此后12年再未回來。

　　一份鄧州市法院民事判決書顯示：原告陳榮耀（陳松竹父親）曾在2001年向鄧州市東城辦事處春風閣四組借款206408元，約定利率兩分，后春風閣四組無力償還，以書面協議形式將所屬集體企業中的8間石棉瓦房以及地皮抵押給陳榮耀。

　　沖突過后，劉延濤在這塊地皮上蓋起了如今的文化路佳美商業廣場5號店。

　　除卻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妻弟這一身份之外，劉延濤還被指是鄧州市通吃“黑白兩道”的“最有勢力”的房地產開發商。近五年來，由他旗下公司開發或參與開發的樓盤分別有金川花園、新御花園、金川美景春天、金川東王府、金川盛世等等，均位于“鄧州市核心中央區域”。

　　當春風閣四組這種鄉黨體制與劉延濤的政治資源達成利益共謀之后，陳松竹一家即便在上世紀90年代坐擁百萬身家，依舊無力對抗命運之急轉。

　　時年22歲的陳松竹，告別北京某知名高校英語專業大二學生的身份，輟學返鄉維權。2004年，他打贏了與春風閣四組的官司，無奈司法救濟之路不通。他加入北京南站的上訪大軍，同時利用專業技能為電視臺拍攝上訪紀錄片，可他后來意識到，信訪制度與維穩制度的結合能產生像精神鴉片一樣，足以毀掉他的一生。

　　而今，周本順及其家族成員紛紛出事，陳松竹時隔10年后重返故鄉。他認為，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是時候給自己一個說法了。

　　墜落的小康之家

　　鄧州市作為河南省的一個縣級市，過去十多年，同樣裹挾于中國的城鎮化大潮。

　　陳松竹在這輪大潮中失去的，不僅是8間石棉瓦廠房以及那塊地皮，他家的兩畝自留地和責任田上，在他并不知情的情況下，已經蓋上他人的房子。與此同時，他所在的春風閣四組的80余畝農地，亦悉數被占用開發。

　　過去他家的老房子位于鄧州城東，而今已是高樓林立的市中心了。

　　陳松竹父親年輕時通過販賣水果、煙火爆竹等生意，積攢起百萬身家。

　　他記得很清楚，那老房子內，上世紀90年代便擺放著雙開門的冰箱，電視機、音響，洗衣機等家電都是進口貨。“我在上初中時就用上了電腦，那應該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家用電腦，安裝的還是DOS的操作系統。”陳松竹也是學校第一批用上BP機的學生，上高中時“大哥大”開始流行，他同樣較早嘗鮮。

　　家庭的變故源自于春風閣四組組長換屆。

　　新任組長上任后即宣稱開始賣地，陳松竹的父親彼時是組內的群眾代表，也是略懂法律的“鄉村能人”，他以土地屬村集體財產為由反對組長私自賣地。

　　不過，他在春風閣四組屬少數姓氏，那位新任組長則是組中的大姓，亦是依靠宗族支持當選組長。

　　“2002年下半年，我還在上大二，我爸突然得了腦梗塞，全身癱瘓在床，電話那頭只剩下‘啊’‘啊’‘啊’的聲音。”陳松竹聽母親說，家中出事后，那位新任組長不僅不還村集體借他們的20萬元，還放話要讓他們一家在鄧州待不下去。

　　次年9月，陳松竹老家突遭三位不明身份之人打砸，他的父母不得不前往鄭州躲避。后來他才得知，之前一年“只能放話”的那位組長，在與劉延濤達成土地出讓協議之后，決定動手逼遷。

　　當年年底，周本順自湖南政法委書記調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劉延濤在鄧州的房地產開發隨之步入快車道。

　　那年11月，陳松竹回到鄭州探望父母。他們在鄭州市郊區一座兩層小樓內租了一個不足10平方米的單間，單間內只有一床被褥、一個小鍋和一個煤爐。陳松竹的父親也就癱瘓床上、口齒不清。床邊擺放著一堆中藥。

　　陳松竹帶回一萬多元，一部分給父親治病，另外一部分拿給律師，開始與春風閣四組打官司。

　　此前22年，陳松竹從未體驗過如此窘迫的生活，但在父親患病、舉家搬離鄧州之后，父母不僅需要每年四五萬的醫藥費開支，而且家中五六十萬元的外債再也要不回來。陳松竹不得不輟學，以幫別人翻譯文件、組建公司網絡來賺錢養家。

　　這起2003年立案的官司，事實并無任何爭議順利經過一審勝訴，二審也維持了一審判決，2005年1月進入執行程序。

　　“當時我在鄧州待了三天，鄧州市法院給我的說法是這個執行難度比較大，讓我找春風閣四組協商。”陳松竹尚未來不及與四組協商，便收到傳來的話，“他們讓我趕緊走，如果我敢去四組要錢的話，他們就不客氣了。”

　　迄今他都忘不了對方威脅自己時的用詞，“不是我殺了我，也不是宰了我，而是剁了我。”

　　上訪的深淵

　　2004年時下半年，陳松竹無緣拿到大學畢業證書。那年夏天，他成為一個年輕的訪民，廝混于北京南站的上訪村。

　　9月一天，陳松竹來到北京南站附近的全國人大上訪接待中心。他在正式上訪之前專門去旁邊的上訪村學習了“上訪經驗”。

　　陳松竹戴著600度的近視鏡，穿著一件真維斯的短袖和一條短褲，腳上的“金蘋果”運動鞋系母親購買于三年前，當時家庭尚未出現變故。一臉的學生氣幫他“過關斬將”，來到全國人大信訪接待中心門前。

　　通往全國人大信訪接待中心大門的是一條小路。

　　“我一路走進去，兩個胳膊肘不斷撞到路兩邊那些截訪的人。按照上訪村的經驗，不管那些截訪的人怎么問我，我都不能說話。一旦暴露口音，極有可能被帶走。后來還是有人拽住了我。我張口就是普通話，跟那人說我是學生，幫導師過來做調研的，他才放行。”待到陳松竹擠到門前，對方已經下班并且下午不再接待。

　　回到上訪村，陳松竹開始了解那些訪民的情況。

　　“我當時就想，這么多的冤情，也都是這么大的事兒，媒體難道不知道嗎？”離開上訪村次日，陳松竹開始給各家中外媒體寫信、發郵件。絕大部分求助都如泥牛入海，只有一位叫Poppy的媒體工作人員在郵件發出第二天，給他打來電話。

　　陳松竹是用流暢的英文寫就的郵件，這讓Poppy很吃驚。她所就職的媒體接到過無數的上訪信件，但從來沒有一封是英文的而且還寫的如此流暢。她后來給他配備了一個攝影師，希望他拍攝一下“上訪村”的故事。

　　因為前往鄧州拍攝成本偏高，這部紀錄片未涉及陳松竹家里的事情。

　　半個多月后，這部時長8分鐘的新聞紀錄片播放了。片子開頭選景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地下通道。早晨6點，通道人流漸密，一位腦袋癟了半邊的東北男孩和他的母親起床收拾鋪蓋。這個男孩來北京一家工廠，被工廠機器砸壞了半邊腦骨，因工廠負責人不愿賠償，至今沒錢換上合金腦骨。兩母子至此邁上上訪之路。

　　片子介紹了信訪制度。其中一段旁白由陳松竹撰寫：信訪制度傷害最大的，恰恰是那些最底層的人民。他們在北京上訪時，過著非常悲苦的生活，每天要去菜市場撿菜葉子，用撿來菜葉子填飽了肚子，再一次去上訪。上訪成為唯一的精神信仰。

　　有關部門在片子播出后找到這對母子，只是那位工廠負責人已經跑路，賠償問題一直懸而未決。此后三個月，這對母子不斷電話陳松竹打請求幫忙，陳松竹無力應對，后來也就不再接聽他們電話了。

　　被改變的人生

　　在“上訪村”游蕩半年，陳松竹徹底灰心了。

　　“我媽不斷給我打電話，問我上訪有沒有結果。我在這邊見慣了那些上訪不成反被勞教的朋友，如果我因上訪被勞教基本上我這個家庭就完了。我當時成晚成晚地因為壓力太大失眠。”一天冬天的晚上，陳松竹發著高燒，躺在沒有暖氣的出租屋內，全身裹著電熱毯依舊瑟瑟發抖，“我當時想，如果我死在這里了，也沒有人會知道。”

　　2005年春天，陳松竹撿到一個錢包。他后來循著錢包內的線索，把錢包還給了女主人。這個錢包的女主人，后來成了陳松竹的妻子。

　　“我老婆跟我說，她第一次見我時，并不是喜歡我，而是心疼。她當時想：‘這孩子怎么這么可憐啊。’”陳松竹的妻子是一位北京女孩，大他四歲。陳松竹說，妻子是自己苦捱時光中的第一抹曙光。

　　之后的兩年，陳松竹一直以自己制作紀錄片并賣給新聞機構為生。也是因為自己的作品，他在2007年收到一家知名新聞機構的邀請入職，得到人生中第一份固定的工作。在后面的日子，雖然他慢慢過上了穩定的生活，但上訪留下的貧苦印跡依舊無法從他身上抹去。

　　“我記得我抱著一個紙箱子，穿著短袖、短褲、拖鞋，大剌剌地去單位報到，樓下的保安攔著我說：‘送快遞的，去坐后面的貨梯……’”陳松竹笑著說。

　　陳松竹在北京的生活穩定下來。他輾轉通過關系，把家中的老房子賣了，在北京市通州區買了套房子，把父母接了過來。他和妻子又在父母居所旁購置了房產。他5歲的兒子就要上學前班了。

　　2013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自參加并指導河北省委領導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的節目中，周本順做了三條自我檢查，其中不乏“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政績觀樹得不牢”這類表述。

　　自此，陳松竹密切關注周本順動向。直至今年7月24日，中央紀委監察部宣布，周本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他決定重返鄧州，為自己的家庭要個說法。

　　權力縫隙余生后

　　陳松竹先找到現任春風閣四組組長。這位組長面對這位突然造訪的鄉鄰略顯慌張，開口第一句話便是：“你什么時候走？”

　　“我們家的官司打贏了還沒執行。而且，我們家的兩畝地也被你們賣了，別人家多少還有點補償，我們家到現在一分錢都沒有。這事兒不說清楚，我不會回北京。”陳松竹說。

　　這位組長開始一再解釋，當初和他們家打官司的那位組長已經去世，現在組里一分錢沒有，賣地收入在上任組長時已經花光，她作為當時的小組會計也不知錢的去向，同時也沒有可供查詢的帳目，僅愿試著償還陳松竹家20萬元的本金。

　　在兩人對話之際，旁邊一個叫春風花園的小區正在轟隆隆地施工。這個小區建在春風閣四組的土地上。陳松竹了解到，小區開發商因資金緊張，曾向春風閣四組籌措資金100萬元，屆時將以6000平方米的房子抵賬。

　　陳松竹的下一站，是鄧州市國土局和鄧州市規劃局。他試圖查詢一下佳美商業廣場5號店、春風花園、四組被占用的80余畝農地，以及劉延濤其他樓盤所使用土地的征地批準文件、補償方案、項目施工規劃許可等一系列行政審批信息。

　　“這么多年，我就不記得給你們春風閣四組辦過什么土地手續。”鄧州市國土局一位辦公室主任回應，但他又不愿給陳松竹開具相關證明。

　　在國土局和規劃局先后碰壁之后，陳松竹只得依據《國務院信息公開條例》，以EMS的形式向這兩個部門發送了《信息公開申請》。陳松竹后從鄧州市郵政局了解到，他發往鄧州市國土局的《信息公開申請》竟然被拒收了……

　　2015年8月17日，陳松竹見到了當年負責執行他們家與春風閣四組官司的法官。

　　“喲，回來啦。”這位法院見到陳松竹后滿臉堆笑，他翻開那起案件的執行卷卷宗，“你看，人家劉延濤在筆錄里說了，你們這塊地根本不是春風閣四組的，1994年就被已經被征走了。”

　　“如果1994年就被征走了，怎么又抵押給陳松竹他們家了。”陳松竹的代理人反問，“春風閣當年的會計（現任組長）跟我們說，2003年時，春風閣四組將這塊地以30萬元的價格出讓給劉延濤。退一萬步講，即便是這塊地1994年被征收了，征地文件只有兩年有效期。兩年內沒蓋起房子，文件失效，現在怎么能作為執行卷的證據出現呢？”

　　這位法官啪地一聲合上執行卷，“這個……咱們私底下說吧，你們不就是想要錢嗎？你們去四組查一下有啥資產，我們去查封。”

　　“就這起案子，你們10年都沒執行，好意思讓我們去查組里的資產嗎？你們法院是干嘛的？”陳松竹代理人聽罷此話，聲調高企。

　　“那可是劉延濤，周本順的小舅子。我有啥辦法呢？”這位法官訕訕地說道。

　　這次會晤不了了之。

　　此次重返鄧州，陳松竹除了向鄧州市國土局、規劃局發送《信息公開申請》之外，就佳美商業廣場5號店、春風花園、四組被占用的80余畝農地，以及劉延濤其他樓盤所使用土地的征地批準文件、補償方案、項目施工規劃許可等一系列行政審批信息，還向鄧州市住建局、鄧州市環保局、河南省國土廳、河南省政府，以及國土資源局申請信息公開。

　　依據《國務院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四條：行政機關收到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能夠當場答復的，應當當場予以答復。行政機關不能當場答復的，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復；如需延長答復期限的，應當經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機構負責人同意，并告知申請人，延長答復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15個工作日。

　　回想過去10年，陳松竹自覺最慶幸的一個決定，便是在那個高燒之夜決定告別“上訪村”，早早逃出權力的縫隙，這才有了他現在正常人的生活。目前，他仍在等待著上述行政機關的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