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蜜蜜

    許地山是中國現代文學發軔時期的著名作家，以「落華生」為筆名而名震遐邇。1935年，許地山受邀南下到港，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致力於大學中文教育改革，倡導文字改革與國語運動，為香港大學文學院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為香港開拓文化一代新風。

    黃慶雲1920年5月出生於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畢業，後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1941年開始從事兒童文學創作。上世紀四十年代任香港《新兒童》雜誌總編輯。1949年後，回內地繼續兒童文學創作，又曾創辦《少男少女》雜誌，先後任職廣東文理學院教授、廣東作家協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秘書長等，80年代後期重新返回香港從事兒童文學翻譯與創作。

    黃慶雲畢生所從事的兒童文學，其實就是在許地山的指導下邁出了第一步的。她一直視許地山為「恩師」，說自己是許地山播撒在香港的一粒兒童文學的種子。早在1938年，日本侵華，廣州淪陷，原為中山大學學生的黃慶雲，先到嶺南大學借讀，後來輾轉到香港大學繼續上課，根據她的回憶，就是在這個時期，認識了許地山，結下了一生難忘的兒童文學緣。

    黃慶雲在紀念許地山誕辰110周年時親自寫下題為《落華生悄悄播下的種子》的紀念文章，指許地山從1935年到1941年在香港工作的6年間，不遺餘力地進行文學教育改革和推行新文藝運動，為香港文學的發展奠下基礎。就是在當時差不多沒有人重視的兒童文學中，也注下了他的心血，要把香港這片貧瘠的沙漠變成沃土。「我曾在此時期，幸得承教的機會。」她說。

    黃慶雲回憶說，她與許地山認識時間不長，但卻經過幾個不同階段，與他建立起不同的關係，接受了不同的影響。

    最先就是讀者與作家的關係。正如許多人一樣，黃慶雲讀了他的散文《落花生》而心儀其人，這是數十年如一日的。黃慶雲學習中國文學的時候，把這篇作品擺在最高、最深的文學作品之列；從事兒童文學寫作之後，又把它擺到深入淺出，最應該為少年兒童們接受的一篇好作品。時間沒有使它的價值褪色，而是加深人們對它的體會。

    第二，就是講故事的人和聽故事的人的關係，這是比較微妙的。有些小學校和青年會的少年兒童團體請黃慶雲去講故事，她找了很多兒童故事來看，結果發現有一本《孟加拉民間故事》最受孩子們歡迎，而這一本書的翻譯者，就是許地山。書很厚，少說也有10多萬字，當時，沒有很多作家肯對小讀者付出這樣的努力的。黃慶雲想，又是一種落華生的精神吧！這本書中的故事，她不知向小讀者們講了多少次了。

    第三，是編者與作者的關係，說準確些，就是小編對老作家、初開步者與一個文壇前輩的關係。1941年，嶺南大學的曾昭森博士着手辦一本兒童雜誌，委託黃慶雲做主編，他要把這雜誌辦成香港第一本像樣的兒童雜誌，名稱是《新兒童》。於是，黃慶雲決定請許地山為雜誌寫稿。

    那時，黃慶雲是一名20歲出頭的學生，根本沒有編過一本刊物，但她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困難，這種不知困難的勇氣，就是受多位前輩影響，許地山就是當時最熱情的一位。黃慶雲請他為《新兒童》創刊號寫稿，他一口便答應了，而且約黃慶雲到他的家裏談。許地山家住在香港大學後面的羅便臣道，從香港大學後山去，有一段路是頗為偏僻的，同學們嚇唬黃慶雲說：「走那條路可得小心，有人會劏你的死牛啊！」事實如此，山上攔途截劫的事當時是常常發生的。每次黃慶雲都有點提心弔膽的走上去；但是，到了許家，坐下來聽許地山介紹故事內容時，黃慶雲一下子就被吸引住，其樂融融了！為什麼如此？為什麼許先生喜歡在家裏交稿？原來許先生在講故事的時候，全家都圍着他來傾聽……

    許地山介紹故事的情況是跟平常人有所不同的。他首先問黃慶雲，知道不知道「螢火」是什麼，螢為什麼能發光？跟着就解釋了一番，說他仍在研究中，還不敢肯定，但是他很欣賞螢火蟲，因為螢的脾氣是不願意和月爭光。白天固然不發光，就是月明之夜，它也不大喜歡顯出它的本領。」他還講了一些關於螢的知識，然後告訴黃慶雲他要寫一個《螢燈》的童話給第一期的《新兒童》，跟着才說出這個故事的內容。巜螢燈》在《新兒童》上發表了，正如許地山當時講故事那樣，一開篇寫了七八百字的關於『螢』的知識，科學上的，傳說上的，與各種有趣的風俗和雜事。光是那段已是很好的一篇散文了。

    許地山在新兒童發表的第二篇童話是《桃金娘》，也跟他寫第一篇時一樣，讓黃慶雲到他家裏先聽聽他對內容的介紹。他第一句就問黃慶雲：你知道桃金娘是什麼？他又選擇了這種生長在粵閩的小灌木來寫，桃金娘這種小果實牧童常摘來吃食，市上卻也很少見。又是一種不入鐘鳴鼎食之家而是尋常百姓、勞動者的孩子心愛的恩物。他把這種可貴的品質體現到一個孤女身上，寫出了美麗的童話。他認真地說：「我創作故事有時雖然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那只是極微小的。中國人寫童話就要寫有中國特色的童話，走自己的路。」

    這話讓黃慶雲想到魯迅、葉聖陶，他們也有同樣的見解。而黃慶雲，幾十年來一直在這條路上摸索。

    柳亞子認為香港的新文化可說是許地山一手開拓出來的。他在開拓與捍衛新文化的同時，竟然對兒童文學這塊未開墾的土地也是如此關心，親自耕耘。

    許地山告訴許太太說：「我是找到寫文章給孩子們看的地方了，《新兒童》應該常常登載我的稿，我決不厭麻煩寫的。」他對為兒童而寫作如此認真，不但每次寫稿時事前作介紹，而對最後校樣必然親自校對。黃慶雲在旁邊恭候，除了「手民之誤」外，他對稿子有什麼改動。黃慶雲再不懼怕爬上羅便臣道的畏途，而是很榮幸地在這裏一點一滴的承教、上課。

    《新兒童》在1941年創刊，每期都登載落華生的文章，直到1941年8月4日上午，許地山還在電話中說他替下一期的《新兒童》寫稿的事，哪知道就在那天下午2時，他就猝然逝去了。兒童讀者對許先生的逝世無比的悲痛，許多位都寫了哀悼的文章和詩歌寄到《新兒童》來。在許地山的追悼會上，有一對輓聯寫着：『如果有人喊救救孩子，最好叫他去學學先生！』這就是《新兒童》代表了小讀者的意思而寫的。

    黃慶雲在許地山逝世之後，一直與他的女兒許燕吉、兒子周苓仲保持聯繫，2000年前後還在香港接待過他們。

    許地山的女兒許燕吉在回憶錄《我是落花生的女兒》第二章「天崩」中寫道：「《新兒童》的主編黃慶雲，我們稱她黃姐姐。《新兒童》是半月刊，封面特別好看。爸爸『小蜜蜂的自述』，大約有五十來字，這是我第一次發表的『大作』」。

    作者系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香港女作家協會主席，香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黃慶雲女兒。

    頂圖：1934年在上海留影的許地山（右），及年輕時期的黃慶雲（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