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悅辰

深圳與香港山水相依，同宗同源，歷史上本為一體。意大利傳教士西米安·佛倫特里（Simeone Volonteri，1831-1904，中文名和神父）在深港兩地傳教過程中，經過4年實地勘查，採用西方近代製圖技術於1866年繪製完成《新安縣全圖》。該圖包含了當時的新安縣全境以及已被英國侵佔的香港島和九龍，是深港兩地第一幅使用近代科學測繪技術繪製的詳細地圖，堪稱近代深港第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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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地圖重視美感和象徵意義

地圖作為人類經濟和文化活動的空間表徵，其演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歷史變遷的過程和特點。

古代的深圳和香港同屬中國南部邊陲的一個縣，但留存下來的地圖資料很少，主要見於明清時期的地方志書中所附的輿圖和功能性地圖。例如，康熙《皇輿全覽圖》之廣州府地圖中的新安縣地圖、康熙《新安縣志》和嘉慶《新安縣志》中的《輿圖》《新安縣水陸塘汛輿圖》等。從製圖技術上看，他們都屬於傳統的中國地圖。

其中《皇輿全覽圖》是中國第一套官方實測地圖，主要採用當時西方測量方法，並結合了一些中國傳統技術。它也是中國第一幅在地圖中標註經緯度的地圖。但《皇輿全覽圖》使用的測繪和製作技術並沒有在全國推廣和延續。

古代新安縣地圖 資料圖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編纂成書的《新安縣志》之《輿圖》，以及大約在此時期繪製的《廣州府新安縣水陸塘汛輿圖》等地圖都依然採用傳統的製圖方法。其中《廣州府新安縣水陸塘汛輿圖》是顯示新安縣沿海地區軍隊、炮台具體設置的功能性地圖集，包括27幅地圖，其中8幅涉及香港，19幅涉及新安其他地區，但該輿圖上沒有附帶圖例、比例尺或方向，更像是一本山水畫冊。繪製者首先在地圖中選取一個中心點，大部分是縣城，為了突出縣城在地圖中的位置，通常會將作為中心點的城牆放大並抽象成大小不同的圓圈。然後將地圖分為四至八個方位，並根據每個方向不同里程的距離，以文字的形式提供更為詳細的地理信息。在這類地圖上，區域之間的邊界輪廓線往往被忽視，而作為地圖中心的城鎮首府則受到特別關注，其他地點往往被省略。

到了清代中期以後，地圖製作受書畫等藝術的影響加深，甚至融入山水畫技法進行修飾，出現了山水形勝於地圖的現象。

總的說來，近代以前的新安縣地圖不是建立在科學實測基礎上，不注重地理信息的準確性，而是過於重視地圖的視覺美感和象徵意義，適當兼顧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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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傳教士繪製《新安縣全圖》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英國佔領香港以後，香港接受西方制度和文化，並利用與新安毗鄰的地緣優勢，成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國內地傳播的重要基地。

1841年4月22日，羅馬教廷傳信部頒令香港成為一個「宗座監牧區」，包括香港島和整個新界。1860年《北京條約》解除了對傳教士在內地傳教限制。1860年12月香港教區主教與廣州教區主教達成協議，同意香港教區包括中方管轄的新安縣全境。因此，從1860年開始，天主教會以香港為基地向整個新安縣開展傳教活動。同年，意大利傳教士西米安·佛倫特里被派往香港，為便於傳教，取中文名為和神父。經過幾個月密集的語言學習後，和神父開始在香港仔傳教，後將傳教活動發展到新安縣和歸善縣（今惠州）。1862年底，他在新安縣的橫崗太和村租房，興建一座小教堂和一所規模很小的學校（今已不存），該教堂是深圳歷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

在傳教過程中，和神父走過新安縣很多個村莊。可能受利瑪竇在17世紀製作的《坤輿萬國全圖》的影響，和神父決定製作一幅新安縣全圖。和神父找來了兩位參與者。其中一位是華人梁子馨（Andrew Leong，1837-1920，即梁神父），廣東南海人，精通拉丁語、粵語、官話，他負責全程的翻譯工作以及為地圖做中文標註。另一位是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內格里（Christoper Negri）。現有記載不能確認內格里是否參與過實地測繪，筆者推測他是作為地圖繪製專家，在歐洲指導測繪，並根據兩位神父的測量結果負責對地圖的具體繪製。和神父和梁子馨花了四年的時間，走遍了香港島、新安縣以及歸善縣、東莞縣的部分地區，終於勘測繪製完成《新安縣全圖》。地圖在德國萊比錫印刷出版，後來還出版了有等高線的自然地理版本。在地圖右下角標註了以下文字「廣東省新安地區地圖，根據一位意大利傳教士在四年的職業生涯中的實際觀察繪製。這是迄今為止該地出版的第一張也是唯一一張地圖。出版於186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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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縣全圖》輔以大量實地測量

與19世紀中期之前以抽象的山水畫形式繪製的輿圖或地形圖比較，《新安縣全圖》更具科學性和準確性。該地圖以近代西方測繪技術為基礎，輔以大量實地測量。根據歷史學家Ronald Ng的分析，該地圖的經度非常準確，緯度偏差為2%，表明使用了早期測量地圖的網格。該地圖顯示了珠江口的海洋深度，數據可能來自未完成的軍事測量。據考證，和神父應該參考了1849年出版的英國人理乍得· 科林森（Richard Collinson）編製的中國沿海勘測海圖。該海圖與《新安縣全圖》的東部部分重合，具有相似的海岸線、海岸地貌和山脈高度。該地圖的經度和緯度，也與科林森海圖相脗合。

《新安縣全圖》沒有採用傳統的以縣城為中心的中國地方地圖的繪製方法。它客觀地描述了商業中心和居民集聚區的分布位置。粗略統計，該地圖標註了9個大型集市、22個墟市、864個有名村莊、18個無名村莊、3個官府衙門、9座教堂、5座大型佛塔、3個礦場或採石場。反映了當時新安縣（包括香港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製作該地圖的目的無疑主要是為了傳教活動，該地圖包括多座教堂，其中3座位於香港島的中環和香港仔，6座分別位於新界的荃灣、碗窯、西貢、汀角以及新安的六約、水門樓。此外，標註了他認為重要的5個佛教設施。這反映了地圖製作並沒有受到宗教因素的太大影響，地圖是較為客觀的。標註的居民點不注重行政區劃與行政分級體系，而是詳細區分為政治中心城鎮、中心商業村鎮、小型商業村鎮、碼頭和普通村莊等，包括在當時不超過十戶的居民點。他還詳細描繪了連接城鎮與村落的重要道路和山路，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傳教的考慮，但顯然對人們的商旅出行也有很大幫助。大型聚集點居住的人口更多，傳教的潛力也更大，而連接城鎮與村落的山路反映了城鎮作為傳教據點對周邊村落的輻射能力。該圖的另一個特點是用客家話和英語雙語標註地名，反映其主要是為了滿足英文使用者的需求。該圖標註的地名準確性較高。將其與現代地圖對照時，村莊的位置基本準確。在當時有限的資源和技術條件下，這是一項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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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與香港曾同屬新安縣的圖證

《新安縣全圖》涵蓋新安縣全部地域，包含今深圳和香港地區，是深港兩地歷史上同屬新安縣的確鑿圖證。該圖還反映了近代英國殖民主義在中國的侵略與擴張。當時，香港島和九龍已被英國侵佔，該圖下方用淺紅色陰影線標註，以示區分。新界及附近島嶼尚未租借給英國，仍屬於新安縣。

《新安縣全圖》一經問世就得到各界關注，被認為非常有利於商業旅行，實際上它也為英國殖民者和港英政府的政治和軍事活動提供了便利。港英政府很快發現這幅地圖的價值，並在1866年5月26日的《香港政府憲報》刊登公告，幫助和神父籌集出版經費。一份地圖售價為五元。在得到了至少120名買家的資金後，該圖在萊比錫印刷出版，印製了200多份。

根據歷史學家James Hayes的考證，英國政府在與清朝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年）關於租借新界界限街以北土地談判過程使用了該圖。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布萊克在1899年2月的一封電報中稱該地圖為「1866年的傳教士地圖」，並在1899年3月與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的討論中使用了該地圖。可見該地圖為英國殖民者進一步侵佔新界、擴大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提供了幫助。

《新安縣全圖》是近代深港第一圖，是近代西方文明在深港兩地傳播和本地化的突出體現。該圖在實測地圖中實屬精品，曾在歐洲多個展覽中獲獎，包括1894年米蘭地圖學展覽獎，顯示了該圖的專業性。從製圖技術上看，《新安縣全圖》是實測地圖中的代表作，採用了西方先進的地圖技術，對近代深圳和香港地區的地圖製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直接成為後人繪製該地區地圖的母本。另一方面，《新安縣全圖》是今深圳與香港兩地在歷史上同屬新安縣的確鑿圖證，該圖後被英國殖民者利用助其強租新界，事實上又成為香港與深圳逐步分離的歷史見證。

《新安縣全圖》也為研究深圳、香港地區近代歷史提供了第一手珍貴史料，具有較高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裴悅辰，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有美國華人經濟史、深圳地方歷史、深港關係史等。

頂圖：《新安縣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