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网讯】记者张丽娟报道：北大国发院13日晚间举办第146期朗润格致“疫情与国际新挑战叠加下的中国经济展望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新书发布会与线上研讨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认为，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预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50年，人均收入料能超过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非常高，但亦当警惕进入高收入门槛之后如何保持持续上升。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成本上升、逆全球化、人口老龄化等三大新挑战，未来关键改革方向是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姚洋：2050年中国可成为高收入国家

　　《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研究的项目，主要围第二个百年目标，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经验，以及对未来三十年进行展望预测，并提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具体的政策建议。对于过去七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前三十年主要实施的是“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即沿着比较优势量力而行，当资本存量比较少、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就搞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具体表现为，在经济方面，实施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快速积累了非常多的资本、人力资源、技术。但同时也出现很多问题 ，对重工业大量补贴，有些资本积累是浪费型的。而且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因而压低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方面，通过一系列措施，快速提高了人类发展指数，特别是普及了教育，提高了公共卫生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则是比较灵活地应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即动员劳动力、加速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在姚洋看来，中国对美国的追赶，从1950-2014年，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开始了，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追赶有比较明显变化。他认为，从GDP总量看，预计2030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按照目前价格来计算，若考虑通货膨胀，可能时间还会提前，而且今年美国负增长概率大，中国则至少能保持不衰退，所以时间可能还会提前一些。按照人均收入，到2050年，我们最低也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按照高增长则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2/3，所以到2050年，我们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到2049年中国要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所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改革大方向是市场化改革，其中重要策略为“双轨制改革策略”。但这种策略也导致目前中国出现了所谓“不对称市场化改革”，即产品市场基本放开，要素市场扭曲还较多。他认为，自2010年起，中国GDP增速已经从10%以上下降至6%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有周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趋势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一方面，经济环境发生了改变，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到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过去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口红利转向老龄化。这些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造成很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过去的要素投入型专项创新驱动型。另一方面，“双轨制改革策略”遇到瓶颈，未完成的要素市场改革开始约束经济效率，不能有效地支持创新。

　　黄益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三大新的挑战：第一、从低成本到中高成本。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去充满竞争力的许多产业已经难以为继。“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对我们来说是生活改善了，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低成本优势没有了。”第二、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全球贸易与投资壁垒提高，必然会影响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第三、从人口红利到老龄化。当前中国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800万，而老龄人口增加1200万，抚养比可能从2019年的41%上升至2049年的66%。老龄化将影响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储蓄和社会保障。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非常高

　　黄益平建议，下一步中国经济几个关键的改革方向是：第一、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平等地对待国企、民企与外企，实现竞争中性、公平竞争。减少对国企政策功能的依赖，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第二、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取消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的产权安排，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改革金融体系，实现市场化风险定价，平衡金融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第三、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改善诸如补贴与国产化率等产业政策工具，建设基础设施，消除政策障碍，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并充分重视对国际市场的溢出效应。第四、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明确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与时间表，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在与国际经贸体制互动过程中，灵活处理“发展中国家”地位议题。

　　在“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建议，中国应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外交的首要目标。他表示，经济外交有很多目的，有时候有地缘政治，有时候有应对安全方面相关的，但我们的核心目标还是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黄益平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已经非常高，“即便未来几年我们增长速度放慢，我觉得跨越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令他更担心的是“进入高收入门槛以后，还能不能持续往上走”。他强调，关键的挑战就是能不能创新，能不能持续提高经济效率。如果能持续提高，即便是成本提高之后，还是能保持经济竞争力。“这是非常大的挑战，确实不是很多国家都可以实现。过去曾经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进入了OECD国家，一加入OECD国家就会发生一场非常大的危机。实际上讲的是当一个国家虽然进入了高收入门槛，但它有很多金融体系是不健全的，不能适应高收入水平上的增长，过去传统的一些做法积累了很多风险，所以虽然是进入了这个门槛，最后经常是引发一些危机，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黄益平认为，过去四十年我们的金融体系很稳定，中国可能是大型新兴市场经济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这一点可能值得自豪。但在他看来，过去能实现稳定，不是因为金融体系做得好，而是主要靠两条：一是持续高增长，二是政府兜底。但这两条现在越来越靠不住了。他认为，中国的监管框架现在看起来是有其形无其实，可以看到监管框架很庞大，什么事情都能做，但很多风险都没有管住。“也就意味着监管还需要一场根本性的改变，将来才能把风险管住，金融能创新，能做市场化改革，整个金融体系结构调整，这样就可以为我们下一步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