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主要有三大商幫——徽商、晉商與粵商。以販鹽為主的徽商在清末時期鹽營權利放開之後就逐漸消亡了；以票號聞名於世的晉商也隨著近代銀行的興起逐漸消失。唯有粵商，從它誕生開始一直到今天都根脈未斷。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帶著這樣的好奇，楊黎光開始了對粵商的調查了解。
當研究不斷深入，楊黎光慢慢發現，粵商的歷史不僅僅是一部商幫史，考慮到近幾百年中西方之間的交流與現代化進程，粵商發展史的背後其實是近代中國轉型的歷史。楊黎光感受到，粵商，這一長久以來在政治與文化衝突夾縫中生存的群體，其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遠遠被低估了。要讓這長久以來「沉默」的群體得到應有的關注，楊黎光開始了《粵商：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的寫作。
《粵商：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作者 楊黎光 圖：潘暢
古老的根脈延續至今
準確地把握信息，勇敢地出走——求變是粵商能保持根脈的重要原因。楊黎光發現，粵商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的海上絲綢之路，唐、宋、元、明四朝在廣東設立市舶司管理粵商的海上對外貿易，到了乾隆二十二年，除粵海關外，其他海關一律撤銷，是為「一口通商」，這就成就了廣州十三行。正是長期從事海上對外貿易的傳統，粵商對信息格外敏感。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粵商對危機的化解是最好的例證：中英簽署的《南京條約》使「一口通商」變為「五口通商」，當廣東的優勢地位逐漸被上海取代，粵商當機立斷，前往上海，最高峰的時候，上海有25萬廣東人，經營不同規模的公司。楊黎光甚至覺得，「是廣東的粵商成就了上海。」
19世紀初期的粵海關外貌 圖：中和出版
除了求變，楊黎光認為，堅守契約精神是另一個讓粵商可以長足發展的原因。走出中世紀以後，西方社會邁入了契約社會的新階段。以條約的形式界定社會各階層的權域，這是現代文明的一個進步，契約精神也成為了「世界性」與「現代性」的準則。處在向世界開放的窗口，與西方有著密切的往來，粵商承襲了西方的「契約精神」並長期堅守，這為粵商可以在現代社會以及國際化的環境下長遠發展打下基礎。新中國成立之後，資產階級受到嚴重打擊，在這一危機之下，粵商出走香港、澳門、南洋，將根脈堅持下來。而當中國迎來改革開放，最早一批走出國門的也正是粵商的後代。
位於中環的先施公司 圖：Wikimedia Commons
中國近代發展史中被忽視的群體
所謂「士、農、工、商」，從封建社會開始，商人就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弱民賤商的理念也讓商人在中國發展史中發揮的作用一直被忽視。
中國傳統中的拒絕海洋、拒絕開放，讓這個古老的文明逐漸陷入一種停滯的、自我封閉的狀態之中，直到大航海時代來臨，西方使者的船隊遠道而來，中國才被打開一個缺口。然而，與主流歷史形成偏差的是，最早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並非學者、仕大夫——最早得風氣之先的是一直和葡萄牙商人以及之後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往來的粵商。
廣州十三行 圖：Wikimedia Commons
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粵商北上前往上海，其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就更為顯著。這些攜帶巨款的廣東商人在上海興辦實業，當唐廷樞與徐潤創立輪船招商局、方舉贊創辦上海發昌機器廠之時，中國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也開始邁向新的歷史階段。甚至在一些更具標誌性的、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事件中，粵商也發揮了不可限量的作用：當盛宣懷代表皇上宣佈將地方商人準備興建的川漢鐵路、粵漢鐵路收為國有的時候，商人反抗了——也正是保路運動引發了之後的辛亥革命。
楊黎光相信：「沒有近代商業文明，沒有粵商在對外開放中取得的前沿地位。中國不會出現孫中山這樣的革命家，中國也不會出現像梁啓超這樣的思想家，甚至可能不會發生結束千年皇權專制歷史的辛亥革命。」
徐潤 圖：Wikimedia Commons
以書為契機，關注粵商的過去與未來
在調查與寫作的過程中，楊黎光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市場經濟並不是很發達的安徽和山西，徽商與晉商由於廣泛宣傳，特別是一些成功的影視作品的播出，幾乎家喻戶曉。楊黎光本人來自安徽，祖上也曾是徽商，在家鄉，徽商不僅有史志，也在當地形成一種文化，一些安徽的地方銀行都叫徽商銀行。
楊黎光 圖：潘暢
反觀根脈未斷，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發揮著巨大作用的粵商卻極為低調，甚至連一部系統的發展史都沒有。因此，寫就《粵商：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楊黎光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粵商的歷史，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邀請更多對粵商感興趣的學者再度研究、挖掘。而對於此次中和出版社在港台海外地區出版的繁體字本，楊黎光還有一個希望，那便是讓更多海外粵商後人和正在發展的新粵商了解這段歷史，並以史為鑒，走向未來。
《粵商：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
作者：楊黎光
出版社：中和出版
出版時間：201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