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对“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这种表述不满，《长江日报》撰写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文章予以驳斥，并引“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作为结语。

首先，引奥斯维辛一语实在不伦不类，有偷换概念之嫌，阿多诺之谓“写诗是野蛮的”有着更复杂的语境和更深刻的本意。

其次，“加油”一词也并非纯粹的脱口而出，它也曾在作者鄙夷的“艺术史”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化。  其三，“我更想听”这种逻辑，未免霸道。  其四，对于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社会而言，应警惕被“越简单的词，越有力量”套牢。

《长江日报》评论文章的主要观点

“加油”也有文化底蕴

据《谈谈“加油”的词源》（作者：山东鲁东大学王丽英、王东海，发表于《语文建设》2009年第一期，67—69页）可知，关于“加油”的词源，目前有四种说法，即：国外教练误解赛车熄火说；古代奥运会上运动员在身上抹油说；刘伯温与诸葛亮墓中长明灯说；1932年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刘长春日记说。

可另补一例。1911年6月24日，《时报》第3版刊发了《英皇加冕》消息，称：“宣誓之后，照例加油。”指一种宗教仪式。

从文献看，“加油”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元代才有引申义，多用为“火上加油”“加油加醋”，直到民国时，这都是“加油”的主要用法。

明代齐东野人在《武宗逸史》中写道：“旁边还有一队击鼓的小太监，不停地为他击鼓加油。”这是首次用“加油”比喻“进一步努力”。在清末民初报刊中，这种用法很罕见。1924年第235期《清华周刊》在新闻栏目中，以《天天加油》为题，报道了清华篮球队日常训练，此后逐渐普及。

可见，“加油”并非一开始就让“亿万万中华同胞‘秒懂’”，它也曾“那么疲软无力”过。  值得一提的是，《牛津英语词典》已收入“jiayou”一词，注释为“Hong Kong English”（香港英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油”与“风月同天”都是在“写诗”，只是风格不同，原本没有任何必要以个人喜好的风格否定其一。

“无处安放的同情”不合道义

“加油”有上千年的演进史，在传播中，有两大特点：其一，多出现在白话小说、白话报章中，主要面向旧学功底略低的人群；其二，只有两个义项，清晰而简单。

相比之下，“风月同天”要复杂一些。但不懂“风月同天”所包含的“文化史”知识，也能体会出其中“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的普遍主义情怀，如此多网友点赞，恐怕不是“语言上的形式主义”所能概括的。

《“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似乎想告诉读者：明明可以用简单的“加油”说清楚，为什么非要用复杂的“风月同天”呢？所以“加油”更真诚，“风月同天”则“疲软无力”。

只是，语言是交流工具，作用于不同的社会场景，场景不同，人付出的情感自然也不同。

但正如汉宁·里德在《无处安放的同情》一书中指出：传媒时代让现代人产生了这样的虚妄，以为全人类都生活在同一场景中，所以他们会为非洲饥民、灭绝的野生动物、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流下热泪，可邻居死了，他们反而无感。

然而真实的生活永远是丰富的，它由无数场景构成。即使彼此之间有共同的关切、共同的利益，也不应把大家都塞进一个空泛的“命运共同体”幻象中，从而以为只有一种情感最恰当，只有一个词最给力。不同的场景，需要不同的表达，人人喊“加油”，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也折损了世界本来的丰富性，更重要的是语词统一的背后恰恰是真实情感的淡漠。

能看书不等于看懂书

不同情境说不同的话，这是常识无疑。可问题是，幼儿园的孩子就能把“加油”用好，却未必有几个人晓得“风月同天”，这里面确实是教育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语是已被反复“科学改造”过的语言。历经“反对旧文学”的白话文运动以至“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化的洗礼，现代汉语几乎剔除了所有的“繁文缛节”，转而吸收了大量群众化、生活化的语言，不仅不再避俗，反而在最大程度上从俗。

这里有一个颇具意味的故事。1953年1月，斯大林曾问郭沫若：“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郭沫若说：“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斯大林问道：“是不是你们舍不得丢掉汉字？”

因此一套更容易、更方便、更直接的汉字和汉语，是有助于降低教育成本、迅速扫除文盲的，也更便于实现现代意识的启蒙和革命意志的输送。只不过这样的代价是牺牲了汉语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优美性。

其实，能看书不等于看懂书。学习任何一种语言，达到“看懂书”甚至能作文的水准，都需多年积累，并无捷径。

在老一代人的书信中，尚保留着怹、同侪、女史、顺颂时祺等斯文说法，如今已很少有人会用。除敬语外，觊觎、龃龉、囹圄、一语成谶等渐行渐远，写作者已很难体会出不同近义词间，那微妙的差异。随着语感日渐麻木，太多人误以为好文章就是思想犀利，再附以辞藻的包装而已。

所以，《长江日报》的评论员才会觉得：“汉语修辞的魅力，不是为修辞而修辞，不是为辞藻而辞藻，修辞的力量来自心灵，来自人的力量。”

可“心灵”“人的力量”的定义是什么？如此论证，岂不是自说自话？恰好印证了当下语文教育的缺失——它未能让更多国人学会用斯文的方式和更独立的思维去阅读与写作，而是一味沉溺在剑拔弩张、声震屋瓦的表达习惯中，时时寻找敌人，实在找不到，就去发明一个。论理未圆处，辄以抒情代之。

这种貌似有“力量”的修辞是危险的，使作者满足于义正辞严的幻觉，难以自拔。

呼唤“简单”有悖常识

语言单一化的风险在于，它不仅摧毁了人的审美能力，而且压缩了认知空间，使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简化汉语教学原本就是工程主义的产物，以这样的语言思考和写作，便会在不经意间，接受工程主义的逻辑，把“有用”“力量”看得高于一切。

工程主义试图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以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用工程手段解决，但事实是，许多困难原本就是工程带来的，靠下一次工程，根本无法消除它。

工程主义在行为和结果间，建立了一个虚假的关联，以“付出行动-必然结果”为号召，最大化地调用社会资源。工程主义发明了一整套动员技术，包括：将准备改造的对象妖魔化，称它为腐朽的、僵死的、恶毒的；以非黑即白的逻辑消除中间地带，视不积极配合为错误；将可能性解释为必然性；承诺美好明天，并用自己的逻辑证明它存在；占据道德制高点等。

正是在工程主义的蛊惑下，出现了“我们要保存国粹，首先要国粹能保存我们”“汉字不灭，中华必亡”等声音，可从结果看，砍掉了子曰诗云，砍掉了仁义礼智信，科学精神就真的提升了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承认复杂性，工程主义只相信简单。

生命而演化总是从简单到复杂，很难想象，在已经成为复杂的人类后，竟会转头去讴歌简单，去礼赞“越简单的词，越有力量”。越简单的东西，往往越早被淘汰。  所以在高喊“我更想听”前，不妨自问：今天写下的 “铿锵有力”的文字，有多少能传到一千年后？没有主动传播，“风月同天”却做到了，这难道不值得反思？

网友在“风月同天”说法下的留言

“风月同天”代表一种斯文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写道：“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换言之，我们今天所奋斗的一切，不是为了神祗，不是为了别人的议论，更不是为了什么灿烂的大词，而是为了人自己。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更应思考，怎样才能让发展不偏离它原本的目的。

古往今来，富裕与强盛的时代有很多，却总是过眼云烟，因为富裕与强盛只有转化为斯文资本，才能真正传递下去。后人不可能置身于唐代的辉煌、宋代的繁华，但唐诗宋词却时时给人以温暖，至今滋养着灵魂。

点赞“风月同天”，因为它提醒了人们，还有一种斯文值得追寻。那就是：用更慈悲的眼光，去看身边的陌生人；用更温和的声音，彼此沟通；更多倾听，而不是总想说服对方；在表达关切的同时，也能保持冷静；努力激活一个个的“我”，而不是大而无当的“我们”。

“言而无文，其行不远。”在文明的基本问题上，无需太多争议，因为不论相隔多久，人心终会向往斯文。（作者：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