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剧中的职场精英为什么如此令人反感?原因是多面的。情节设置是一方面，呈现的深度则是另外一面。那些衣着光鲜的职场精英，在编剧设置的家长里短的情节中，总是缺了点“人味儿”，我们看不到职场人的真实的工作苦恼，也看不到有关精英主义更深的思考。

　　近期完结的《精英律师》，成功将西装背头、嘴炮傲慢的人生导师型“精英”送入了当代油腻图谱，也带动了关于国产剧精英呈现的网络讨论。

　　《精英律师》剧照。

　　近几年国产剧，毁了医生毁编辑，毁了翻译毁律师，到现在极少有受到广泛认可的当代职场精英影视形象。精英形象带着想象的滤镜，专业桥段有疏漏，情节不够恋爱凑，就连翻拍日本的职场剧也拍不出该有的味儿。

　　国产剧中的职场精英为什么如此令人反感?原因是多面的。情节设置是一方面，呈现的深度则是另外一面。那些衣着光鲜的职场精英，在编剧设置的家长里短的情节中，总是缺了点“人味儿”，我们看不到职场人的真实的工作苦恼，也看不到有关精英主义更深的思考。让专业特质发光的职场剧，距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令人反感的国产剧“职场精英”

　　一部《精英律师》，让网络掀起了一场对国产剧“职场精英”的集中吐槽。

　　人们尚未忘记《欢乐颂》片头为表现安迪精英人设安排的英文工作对话场景带来的尴尬，《我的前半生》《精英律师》等作品相继为国产剧贡献了另一种“爹式精英”：西装背头，走路带风，嘴炮傲慢，“半永久”型人生导师。“礼貌是聪明人想出来的与蠢人保持距离的一种策略。”说着诸如此类台词的“精英律师”罗槟，浑身散发着一种早已“羽化成爹”的气质，对旁人时刻保持居高临下的压制感。

　　《精英律师》剧照。

　　生活中不乏“爹味儿”一直在线的人物类型，然而《精英律师》没有用足够的工作细节撑起人物的核心。编剧虽然对律师行业做了一定的功课，剧中案例也都能找到现实来源，但为了制造戏剧冲突烘托人设，显得有些用力过猛。《精英律师》为了让男女主相遇，在剧情开端安排了一个设计抄袭案，男主罗槟用500万让原告(女主的闺蜜)撤销诉讼，同时因为气场大开让原告成为了自己的“颜粉”。为了圆这段剧情，剧情设定被告是一个财大气粗急于从小案子中脱身、完成并购案的大金主，不在乎500万的和解款。这种过于大开大合的解决方式，并没有让观众了解到律师工作的真正日常，了解创意抄袭案的法律诉讼细节。有业内人士吐槽道，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调动500万，那当律师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而为了烘托男主的“爹式精英”，一众配角沦为陪衬，包括剧中诸多女性职场精英角色。女主是一个善于背法条的“北大法宝”(法律查询软件)，受情与理的内在冲突左右，经常因为同情心和正义感犯下错误让男主指导善后;刘敏涛、蒋欣等演员扮演的职业女性要么忙于人事斗争，要么用“美人计”追求男主，她们存在的意义与职业并无多大的瓜葛，而是为了串联起以男主为核心的线索复杂的感情桥段。

　　职场剧的外壳下，是一部传统伦理生活剧，男主缺乏可信的人物成长线，对女性角色的模板式刻画如常。它对“精英”的呈现，依然停留在令人反感的符号化的层面。这就是《精英律师》节奏明快、收视居高，却在网络上差评不断的原因所在。

　　被物质化的精英：用“精英”偷渡“慕强”

　　纵观国内职场剧中令人反感的“精英”，这种忽略工作细节，用大篇幅的嘴炮和夸张化的剧情来烘托人设的例子并不只有罗槟一例。业务能力飘忽不定的“职业精英”们可以来一场“吹牛101”battle，看谁最终能C位出道：《欢乐颂》中扬言做空对家、威胁说自己依靠资本操作分分钟能让对方倾家荡产的安迪;《亲爱的翻译官》中不用纸笔做笔记，闭眼就能轻松完成同声传译工作的乔菲;《创业时代》中大谈理想规划、仿佛进入传销现场的创业家罗维……

　　《欢乐颂》剧照，图为刘涛饰演的安迪。

　　职业细节一言难尽的同时，服化道倒是有明显长进。尤其是对女性职场精英的外表刻画，比如《精英律师》中男主角的秘书栗娜。由此不难看出影视剧精英呈现受消费文化影响的痕迹，符合大众对精英设想的外在形象，成为了“干练”“得体”的象征物，作为视觉消费的载体传递到更多人的生活中。

　　流行影视中对精英的呈现通常都需要刻画其物质细节。这和社会精英诞生体制和消费文化有关。

　　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指代的是在心智、资源或者地位上具有优势的特定群体。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早期的社会精英通常有贵族背景。他们被赋予了不同于常人的使命：追求至上的道德，发展社会文明。19世纪20年代，一种沿袭自柏拉图“贤人政治”精英民主思潮开始盛行于西方世界。帕累托、熊彼特等学者认为，能够承担治理重任的只有少数的政治精英，熊彼特提出古典民主理论太过理想化，人民意志无法真正实现，民主是一种方法，而非目的：“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精英的兴衰》，帕累托著，宫维明译，北京出版社2010年2月版。

　　与此同时，始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社会经济发展催生了更细致的劳动分工，在专业主义话语下，具有专业话语权的职业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愈发凸显，政治精英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作职业精英的一类。但并非所有的职业精英都能受到大众的关注，能够处于聚光灯下、被大众影视关注呈现的只有少数职业——公务员、军人、警察、医生、教师、记者、企业家……他们的工作要么与公众道义相关，要么给人“多金”的印象，像律师这种职业，更是兼而有之。而在消费文化视野下，能够聚揽社会资源的职业精英，更容易受到大众的青睐，表现他们品质生活成为影视剧的焦点，琳琅满目的西装腕表礼物首饰，成为上等精英的标配。

　　但在呈现“精英”之时，如果接受了社会的精英主义话语，不对其加以反思，再加上疏忽刻画工作细节和人物的成长线，就会导致如今的国产职场剧僵局。获得精英地位的人满满的傲慢来源于对他人的鄙视：《精英律师》中罗槟认为送外卖的工作人员的时间，不如自己的时间重要;《欢乐颂》中的安迪和曲筱绡，讨论樊胜美是“捞女”，邱莹莹活不清楚。而工作的意义除了获得财富、人脉和完美的家庭等物质化的目标外，还有什么意义?

　　《欢乐颂》中的樊胜美。

　　当“精英”被物质化，精英价值便与职业价值脱离，染上了慕强的色彩：你强你有理，你弱你活该。如果没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慕强心理具有极强的欺骗性——社会需要的是强者，你可以努力成为精英，如果你得不到精英的地位和生活，是你自己的问题。

　　真正的“去精英化”：回归职业意义本身

　　有意思的是，在众多评论《精英律师》的文章中，有人提到了《精英律师》的“去精英化”。针对网络提出的剧情过于关注家长里短、把职场剧写成了中年都市浮夸偶像剧的批评，反对意见认为电视剧其实是想把“律师”拉回日常——中国律师不像英美法系下的法律精英有激情法庭抗辩，处理的案子也不都是需要庭审的大案，他们日常接触的都是非常贴近生活的群体，充满了琐碎的鸡毛蒜皮。

　　不过这种辩解显然站不住脚。拉回日常的潜在意义是拉回真实，鸡毛蒜皮的事务处理也应体现出专业的素质。国产剧自然需要“去精英化”，这里“去精英化”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对职业精英生活的去想象化。这一点，《精英律师》没完成，反倒由播出后的律师集体吐槽完成了。真实的律师生活不用大段大段地背法条，也没有动辄上万的咨询费。在社交媒体发达的当下，这种“幻象”极易被击穿，许多行业中所谓“精英”，除了个别获得资本加持的个体，大部分都是打工仔，拿着再高的薪资也要发愁工作的细枝末节，发愁买房养娃生计，发愁35岁以后的职业危机。

　　《精英律师》剧照。

　　第二个层面则是对精英话语本身的“去精英化”。以“精英”为主角的影视剧，其实有很大的反思空间。比如职业精英地位和声望从何而来，它是否符合对公平正义的本质追求?耶鲁法学院教授Daniel Markovits2019年新作《精英主义的陷阱》反思了美国精英主义社会的“择优”和“慕强”，精英培养精英后代需要大额的支出，以保证孩子能够成为社会认可的劳动精英，这在Markovits看来是一种变相的财富继承，而且比直接的财产继承更为稳定。而成为精英的人，可以通过资本运作获得更多的财富。

　　The Meritocracy Trap，Daniel Markovits著，Penguin Press 2019年10月版。

　　这种精英主义反思不是所有的影视剧都能做到的，那在对职场精英的呈现中，还缺失一种针对职业本身的思考。在国产职场剧中，被剧情放大的不是职业本身，而是职业精英被流行文化想象所赋予的地位和声望。而职业意义的思考，并不总与物质挂钩。《精英律师》虽然涉及了一点关于公平正义的思考，但太停留于表面，剧情谈到了舆论和道德对正义的左右，但没有对法理精神进行足够的阐释。何为法律，何为律师，在这个披着职场剧外表的生活剧中，我们找不到答案。

　　所以，《精英律师》没有做到真正的“去精英化”，真正的“去精英化”能够将对职业的呈现回归到职业本身。我们每个人都有几十年的时间要与自己的职业为伴，对职业价值的思考不是精英的专属，它事关我们每个人对自我生存意义的追问，也事关我们活着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