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魏文胜演讲中。  澎湃新闻记者 贺梨萍 图

　　被赋予无限可能的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边界在哪里？近4个月来，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广泛讨论。

　　此前的3月14日，来自7个国家的18名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全球暂停所有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随后的3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广泛协商，制定一个强有力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治理框架。

　　3月22日，在“DeepTech 2019 生命科学论坛”期间，分子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魏文胜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目前学界态度很明确了，肯定不要去做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了，大家并没有太大的争议。”魏文胜也是撰写上述评论文章的18名科学家之一。

　　与此同时，魏文胜强调，“但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够禁止真正有益于治病救人的很重要的潜在方向。”魏文胜认为该继续进行的是基因编辑应用于体细胞及出于研究目的的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对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在内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监管趋严。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起草发布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对基因编辑等新生物技术临床试验的准入和监管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

　　魏文胜对澎湃新闻表示，“国家层面监管已经趋严，从表面上来看这肯定是好事，但现在国内往往有一个现象，就是对‘肇事者’惩罚力度太低，类似于犯罪成本很低，同时受不好事件的影响，正常的研究者会感到很紧张。”

　　魏文胜强调，现在从基金申请、临床管控等方面已经开始显现出这种效应。他担心，遵守法律法规的正常研究或将被严重抑制、研究效率也会大幅下降。

　　技术仍有两大挑战

　　在上述论坛上，主办方DeepTech发布了“2019生命科学领域十大技术趋势”。 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工具包和免疫治疗2.0、治愈罕见病、基因大数据、核酸药物、脑科学与脑机接口、智慧医疗、无创早期诊断、合成生物学技术、单细胞多组学入选其中。

　　就论坛上讨论最为热烈的基因编辑技术而言，30多年前，科学家在细菌中发现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并发现这种重复序列可让细菌对病毒有免疫抗性。2001年，西班牙科学家Francisco Mojica正式将其命名为CRISPR。

　　2012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结构生物学家Jennifer Doudna和瑞典于默奥大学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首次将CRISPR/Cas作为基因编辑系统应用。2013年，来自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George Church、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的张锋等人发文，将CRISPR/Cas系统成功应用到哺乳动物细胞中。

　　这项被视作最有潜力改动生命密码的技术足够成熟到运用于人类吗？

　　魏文胜在论坛上提到，基因组编辑能够干非常多的事情，目前最感兴趣的是解决单基因遗传病，很多疾病特别是遗传病目前没有解决方案，怎么把已经错误的东西在底层密码上改变呢？“如果没有基因编辑技术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然而，目前从技术上来说整个领域仍面临两个未能解决的关键问题：效率高不高和脱靶。魏文胜解释，“效率高的时候不希望脱靶率高，不希望伤及无辜。然而最尴尬的是，中靶率和脱靶率往往是同进同出，大家一直在优化工具，或者寻找新的替代的方案。”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王艳丽在论坛也发表观点，CRISPR技术非常强大，但是用于疾病的治疗仍然有很多隐患。她表示，“基于现在新的CRISPR技术，也许我们能够一方面再改进现在基因编辑工具的同时做到更加精准之外，我们还可以开发一些要求不那么精确的、我们可以承担一定风险的应用。”近几年，王艳丽在CRISPR/Cas机制研究领域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王艳丽还举例，从植物的角度上来讲，如果用CRISPR-Cas系统用来筛选更好的种子，尤其是解决现在全球粮食的问题，而且CRISPR从技术和我们过去所用基因重组或者其他种子筛选的方法并没有特别本质的差别，只是加速了这样的过程。“从植物的角度上来讲风险性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是比较小的，而且也不牵扯到什么伦理的问题，所以还是应该鼓励技术在植物育种方面的应用。”

　　魏文胜也类似提到，“CRISPR应用其实非常广泛，它的效率、脱靶，或者副作用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面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内监管趋严

　　新技术热门的时候，伦理、监管等却没有提前准备好如何应对。

　　最终，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起草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意见稿》明确了监管机构。高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管理，而基因编辑、基因转移和基因调控等最近几年出现的技术被归类为高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对于申请开展高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省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审查，并出具初审意见后，提交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

　　《意见稿》还明确规定了临床试验的资质。拟从事临床研究活动的机构应为三级甲等医院或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临床研究项目负责人应当同时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和高级职称，具有良好的科研信誉。主要研究人员应当具备承担该项研究所需的专业知识背景、资格和能力。《意见稿》中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指的是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转化前，在人体进行试验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基因编辑等新生物技术临床试验的准入和监管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

　　针对上述《意见稿》的发布，魏文胜、王艳丽等人均表示“很高兴”看到有严格的监管，但同时不乏有担忧。

　　魏文胜提到，中国现在已经开始严格的监管，对一些临床的试验资质申请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还是想强调一点，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够禁止真正有益于治病救人的很重要的潜在方向。”

　　魏文胜补充，“基因编辑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福祉和非常重要的应用，遗传病不用说了，我们有几千种上万种不同类型的，未来都可能通过基因编辑来得到改善或者缓解甚至根治疾病，其他的一些肿瘤性疾病和病虫性疾病也是基因组编辑可以辅助的，可以极大产生新的疗法解决真正问题的。”

　　魏文胜还提到此前发表在《自然》上的呼吁，“科学家联合起来有一个呼吁，在一段时间之内，比如说五年之内，我们严格禁止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生殖细胞以发育产生下一代孩子的方式来进行基因编辑操作，我们呼吁是要严格禁止的。”

　　魏文胜认为，国内目前严格的监管关键在于执行。“我们要严格管理，避免一些严重的违反安全或者伦理的事情发生，但不要忘了严格管理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什么都不做，而是能够严格控制‘不应该做的’，同时应该做的能最大程度释放它的探索或者研究。”

　　但两者之间如何平衡，至少目前看来仍让部分学者担忧。魏文胜对澎湃新闻表示，“现在从基金申请各方面都非常明显，更主要是对临床的管控，审批时间过长或者审批困难都会严重抑制相关的研究。”这可能会造成整个行业的“窒息”。

　　“我想特别强调，严格管理在执行层面上面不是绝对的禁止，如果我们怕出事情，或者怕承担一些风险的时候，这种严格管理就变成了完全的封禁，那就会制约技术真正造福人类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