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城市管理上看，城市人口增至一定规模后，将面临城市管理方面的巨大考验。与人口数量增长相比，城市管理难度呈几何式增长。
继地区生产总值(GDP)之后，人口竞争成为城市之间竞争的新热点，各地推出多种刺激政策把“抢人大战”推向高潮。
最近，一些城市陆续发布2018年年末城市常住人口、新增人口数据。西安、郑州高调宣布常住人口跨入千万，“人口千万城市俱乐部”成员由此增至15个。而更多城市也在纷纷做大，朝着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发展。
不过，在这一轮“抢人大战”中，大家往往还只看到人口红利，人口加速聚集带来的城市治理难题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人口规模竞相扩大
1月12日，郑州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宣布，2018年郑州市GDP总量首破万亿大关，全市常住人口突破千万，分别跨入两个顶级城市俱乐部。
与此同时，西安也宣布，2018年西安新迁入人口近80万人。2017年年末，西安常住人口为961.67万人，因此西安也跨入“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
2014年，国务院调整了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以2017年常住人口计算，全国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有13个，依次是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广州、深圳、哈尔滨、武汉、石家庄、苏州、保定和临沂。
其中，重庆以3075万人位居榜首，上海和北京都超过2000万人，其余则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此外，除了哈尔滨、石家庄、保定和临沂，这些城市大多是国家中心城市或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前列的城市。
石家庄、保定和临沂常住人口超千万，但城镇化率相对偏低。2017年，保定城镇人口532.67万人，城镇化率为50.88%;石家庄市区常住人口为490.22万人，城镇化率还未过50%。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正在和准备冲击千万人口的城市，其中，常住人口超过900万人口的城市有杭州、青岛和潍坊，800万人以上的城市还有一大批。
上述城市中，很多都出台了“人才新政”，其中西安最为积极。
2月13日，西安进一步放宽户籍准入条件，本科及以上学历落户不受年龄限制，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中职技校毕业也可落户，其目标就是要扩大人口规模。
今年1月发布的《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还提出，2020年，西安户籍人口将超过1200万人，常住人口将超过1500万人。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些城市对人口规模的扩张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对大城市的认识和城市管理能力发生了变化。
戴宾表示，大家现在认识到人口规模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提升有很大促进作用，随着技术进步，城市管理能力也有了很大提升。未来10年，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是发展趋势，相比中小城市，大城市有更多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水平更高，才能真正吸纳人口。
不难看出，“抢人大战”背后是一个大城崛起的时代，各大城市竞相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提升城市能级。同时，“抢人大战”也给城市带来实质利益。有观点就认为，一些城市出台人才新政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房地产，或者是争取人口红利解决养老问题等。
某市财经委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人口多了，就会有各种消费需求，商业模式就会有非常大的空间。此外，人口聚集引发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带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发展的土壤更多，城市就更加有活力。
实际上，在这轮人才大战中，一些城市把高质高端人才的引进作为重点。上述财经委人士表示，高端人才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要素。“引进一个团队，带来一项技术，可能发展一个产业。”
城市管理难度几何式增长
上述财经委人士表示，要注意的是，超大城市的治理是一个难题。
从城市管理上看，城市人口增至一定规模后，将面临城市管理方面的巨大考验。与人口数量增长相比，城市管理难度呈几何式增长。
从世界城市发展经验来看，人口的加速聚集会导致交通、环境等诸多问题，以及生活配套不完善，宜居水平不高、生活品质不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短缺等。
以成都为例，成都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王德运就曾表示，作为西部地区的生活消费中心，成都实有人口已超过2000万，社情民情的复杂性、城市文化的多元性、风险挑战的多样性，对城市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日，成都市统计局公布，2018年，成都市常住人口为163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1194.0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3.12%;户籍人口为1476.05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60.94%。
实际上，近20年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截至2016年底，成都管理的人口已经达到2030万人，而且人口分布极不均衡。成都一二三圈层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10388人、1172人、543人，一圈层核心区人口密度甚至达到1.4万人。据测算，到2030年成都全市经济总量将达3.8万亿，人口规模也将突破2200万人的承载极限，如果仍然延续粗放型产业布局，必然加剧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因此，成都最近几年开始重塑经济地理，优化城市空间，并提出持续完善新型城市治理体系，推进高效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改革攻坚计划，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城市治理新路子。
这一攻坚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创造高效一流的政务服务环境;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创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不仅如此，成都还推出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改革攻坚计划，目标到2020年，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基本形成。为此，成都计划实施171个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总投资15072亿元。2018年至2020年，三年将分别完成投资2169亿元、3223亿元、2722亿元。
事实上，上海和北京等先发城市已经在城市治理上走在前列，正在致力于疏解人口。2017年末，上海、北京、天津常住人口分别比上一年减少了1.37万、2.2万、5.25万。扣除自然增长因素，三地净流出人口数量分别为8.2万、10.4万、9.28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