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朱穆之，曾任新華社社長、文化部部長。 視覺中國方學輝資料

　　原標題：朱穆之同志逝世

　　新華社北京11月5日電 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朱穆之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5年10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朱穆之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朱穆之1916年12月出生，江蘇江陰人。1933年起在北京大學外語系學習，參加一二九運動、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起，任南京《金陵日報》編輯，山東聊城、臨清專署秘書。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后，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宣傳部、統戰部副部長，太行分局宣傳部科長，北方局宣傳部秘書，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科科長，新華通訊社特派記者、臨時總社蔣管區組組長、解放區部主編、編輯部副主任、社委會成員、編輯委員會成員、第二副總編輯。1949年后，任新華社副總編輯、副社長、編委會黨組第二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勞動。1972年9月后，任新華社社長、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組長、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對外宣傳小組組長，文化部部長、黨組書記，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2004年3月離休。

　　朱穆之是中共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中紀委委員，第二屆、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常務委員。

　　曾任新華通訊社社長、黨組書記的田聰明11月2日在新華網發文，緬懷因病逝世的朱穆之先生。朱穆之在新華社工作32年，曾擔任社長。

　　新華社原社長田聰明：穆之同志“以新華社為家”——深切緬懷朱穆之同志

　　穆之同志是新華社的老社長，是我的老領導，現在因病逝世了，心里十分悲痛，非常惋惜。幾天來，同穆之同志的接觸、對穆之同志做人做事的印記，真如“過電影”，一幕一幕在腦海中浮現，且循環往復。特別是他以“新華社為家”的情懷一直令我深深感動。

　　2001年11月7日上午，新華社建社70周年紀念大會在剛剛維修加固的禮堂舉行。會議結束后穆之同志和參加會議的一些老同志一起，望著禮堂上下一邊看、一邊交談、一邊向前門走。我在禮堂后門送走中央領導后，趕過來向他介紹禮堂已成危房，是頭年秋后開始按文物部門的要求，趕著維修加固的，就是要在禮堂開紀念會。出門后穆之同志站住了，他指著禮堂向我們說，國會街這個社址是他選定的；說新華社跟隨黨中央進了北京，工作安頓下來后，就要選一個長遠的辦公地點。當時中央有關部門提出了幾個地方，新華社就責成他來選，就定在這里了。還說他原在解放日報，1946年報紙與新華社合并后就一直在新華社工作，直至1978年調離，共32年。他感慨在人生中能有幾個32年啊！我和在場的同志都感受到他對新華社的深厚情感。

　　在前些年，同穆之同志每年至少見面兩次，一次是新華社領導班子新老同志每年春節吃“團圓飯”，一次是中國記協老新聞工作者新春聯誼會。每次見面總是為老人的身體健康、精神飽滿而欣慰，并有說不完的話。

　　我任新華社社長后首先安排拜訪了穆之等三位老社長。之后更是經常見面交談，對工作中的一些重要事情總覺得聽聽他們的意見更踏實些。2002、2003年，冷西、穆青兩位老社長先后逝世，就更覺得穆之是寶貴財富。我曾向穆之同志說：“您現在能聽到我聽不到的意見，您能看出我看不出來的一些問題。不管這些‘意見’和‘問題’是否全面，我知道了都有好處”。穆之同志相信我這是真話，所以有什么話總是敞開來談。

　　2006年是新華社建社75周年。這年初，衛廣益等老同志寫信給我，建議恢復新華社在西柏坡中央辦公駐地的舊址。我深知尊重歷史，總結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就請社史辦了解新華社西柏坡舊址的老同志。社史辦很快回話說，在那個辦公室工作過的同志沒找到，曾去過的同志僅有6人，穆之同志去得次數最多，我就去請教穆之同志。老人大概也聽到了這個建議，脫口就說：能恢復當然最好，但是恐怕很難。1948年5月，新華社由廖承志率領的主體和范長江率領的跟隨毛主席轉戰陜北的小分隊，跟隨著黨中央在西柏坡附近的陳家嶺會合。中央為便于工作，決定胡喬木任新華社總編輯兼編委會主任，從編委和有關部門抽調了范長江、陳克寒等20多人組成精干的小編輯部。72平方米的辦公室就在少奇舊居的前院，朱老總曾住過。所以，那不是一般文物，是中共中央駐地，而且不是原址，是易地整體復建的。因此，能否恢復要看有沒有空地？與其他文物是否協調？而且不僅要國家文物部門審批，還需要報中央批準。

　　至此，我對復建新華社西柏坡舊址的必要性了解了。那么可行性如何？特別是穆之擔心的問題如何？就同社史辦的同志一道去西柏坡實地考察。西柏坡紀念館的同志拿著老照片說，當時新華社和軍委作戰室是緊靠中央主要領導辦公室的機構。我聽著、聽著鼓舞和責任感油然而生。

　　經過實地考察，復建新華社舊址放在現紀念館各建筑物中看，一是有空間，二是不影響其他建筑物的布局和整體形象。經與紀念館、平山縣、石家莊市及河北省委的有關負責同志商量，大家都同意復建并決定以新華社黨組和河北省委名義向中央辦公廳寫報告。

　　很快，關于在西柏坡革命紀念館恢復新華社舊址的報告獲中央批準，并于10月初建成了；經黨組織批準對室內的陳設和展品也布置完了，要我去“驗收”“審定”。我與辦公廳、社史辦同志說，我只能“收”但“驗”不了；只能“定”但“審”不了。于是經商量，全權委托穆之同志去“審定”“驗收”。我特別強調了一句，穆之同志“審定”了，就定了。

　　年已9旬的穆之同志愉快地接受了我們的委托，在秘書長張錦的陪同下與夫人一起到了西柏坡。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縣和紀念館同志的支持下順利“審定”了新華社西柏坡舊址，并在建社75周年前夕，在紀念館內統一展出了。

　　穆之同志在與河北省委書記吃飯時，感慨地說：我從1946年開始在新華社工作了32年。我雖然調走了，但新華社仍然是我的家，聰明同志每年春節都請我回去吃“團圓飯”。在75周年座談會上，穆之同志再次講了新華社是他的家。

　　張錦給我講述了穆之同志“以新華社為家”的談話后，我先是感動接著就陷入沉思。我曾講過自己的“新華社情結”，也多次強調“人人了解新華社，人人熱愛新華社，人人為新華社做貢獻”的話，此時則完全認同了穆之同志“以新華社為家”的情懷。由此聯想到穆之同志作為新華社的“當家人”，始終堅持團結帶領全社同志忠實履行新華社的職能。特別在關鍵時刻，常常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智慧。其中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極深。

　　一件是1975年9、10月間，中央在大寨召開全國學大寨會議，江青莫名其妙地也去參加，且散布了一些完全背離黨中央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記者就報到穆之同志那里。怎么辦？按新華社的職能，當然應該向中央報送，可江青身份特殊，而且張春橋、姚文元還把持著包括新華社在內的中央新聞宣傳陣地。所以，報送不僅有風險，而且如何報送也很費思量。穆之同志首先是認為要報，同時反復研究如何才能報送到小平和毛主席手里。可在報送件送出不久，“批鄧反右”開始了，因小人舉報被“四人幫”立為“朱（穆之）穆（青）李（琴）”案遭迫害。這件事至今使新華人引以為榮、對穆之同志的敬重，也博得社會各界的贊譽。

　　另一件是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普天哀痛，而“四人幫”卻竭力阻撓全國干部群眾的悼念活動，特別是下發了一道道“不得報道”的禁令。而穆之同志則“巧妙運作”新華社的資源，通過“內部參考”大量刊登國內各族各界人士對周總理的深切緬懷；利用“參考資料”大量刊登各國政要、國際友人和境外媒體緬懷、悼念周總理的文章；利用“參考消息”大量刊登外電對周總理逝世的反應。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周總理逝世后，見了熟人怎么也說不出話來，只是流淚。可“四人幫”三番五次不準這、不準那，心里有很大壓抑感。沒過幾天，就從“內部參考”“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上看到了報道，真是如獲至寶，緬懷崇敬周總理的心情得到了些滿足。于是，常常是一邊看、一邊流淚、一邊摘抄。

　　穆之同志逝世了，但他“以新華社為家”的精神將是永存的，我已經從新華社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了，但尊崇“以新華社為家”的精神、熱愛新華社的“情結”永遠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