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十三五”期間，生育政策作為最受關注的一項公共政策，其可能發生的變化值得各方期待。《第一財經日報》獨家獲悉，中國未來人口發展戰略報告（下稱“人口報告”）已經上遞到決策層，該報告提出了立即放開全面二孩政策的建議。

　　生育政策短期內或發生變化

　　上遞的人口報告至少分別來自2~3家單位，可能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以及國家衛計委下屬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這些報告基于歷年的人口統計數據對當前總和生育率水平、人口總量未來變化、人口峰值大小和出現時間等作出預測。提出立即放開全面二孩政策的是其中一份報告。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這些報告是應決策層要求上遞的，顯示了決策層對人口這個重大公共政策的關切，也傳達出一個信號，生育政策有可能在一個很近的時間內發生較大變化。

　　“‘十三五’對中國來說非常關鍵，人口又是這個關鍵時期的一個重要按鈕，跟消費、就業、養老密切相關。人口政策的重大轉折必然要發生，而且是越早越好，我認為中央已經認識到問題的重要性和嚴峻性。”上述知情人士說。

　　中國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直到2013年底，才實現了從雙獨二孩到單獨二孩的轉變。根據國家統計局歷年的人口抽樣調查，中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目前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4左右，也就是說，按照現在的生育水平，一個婦女一生只生1.4個孩子。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在全國范圍內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有關方面本來預計每年會增加200萬左右出生人口，但沒想到遇冷，2014年僅增加出生人口47萬。根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截止到2015年5月底，全國1100多萬單獨夫妻僅有145萬申請再生育。

　　這些信息顯然已經引起決策層的注意。自今年上半年以來，各個層面有關生育政策的研討會議相當密集，就是為了給最后的決策提供扎實可靠的依據。8月份曾經有一場更高規格的政策調整信息匯報會，但因為天津港爆炸事件臨時取消。

　　另據本報記者了解，國家衛計委也委派部分專家分赴不少地方調研，一方面摸底單獨二孩政策執行情況，另一方面了解基層計生干部心態，為未來的政策變化做準備。

　　老齡化與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態

　　盡管依然頂著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帽子，中國的人口結構已經出現嚴重扭曲。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老齡化與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態。

　　2014年，全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達到1.37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0.1%。按照人口統計學標準，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7%即為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已經處于深度老齡化階段。

　　中國人口的老齡化不僅體現為程度高，還體現為老化速度快。尤其是1960年代第二次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進入老年后，老齡化更是加速推進。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有35%的人口超過60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與老齡化相對，少子化是中國人口結構的另一個問題。查閱國家統計局歷年的人口調查數據可以發現，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一路走低，從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

　　根據人口統計學標準，一個社會0~14歲人口占比15%~18%即為“嚴重少子化”。青少年人口減少將對未來的消費、勞動力供應、創新等經濟活動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另一個正在敲響的警鐘是勞動年齡人口的凈減少。根據統計，從2012年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連續三年以每年數百萬的幅度凈減少。與此同時，現存的勞動年齡人口內部也出現老化現象。這對長期以來占據世界工廠地位的中國是個巨大的沖擊。勞動力供應不再充裕得“取之不竭”，支撐中國經濟創造奇跡的人口紅利已經接近尾聲。

　　更值得關注的是，老齡化與少子化并存的人口結構疊加勞動年齡人口凈減少，直接給未來養老帶來挑戰。統計學者姚美雄認為，未來養老的財政供給壓力將會增大，家庭和社會也面臨養老風險的沖擊。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四二一”家庭結構將使大批中青年人口陷入養老困局。

　　與此同時，姚美雄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測算，到2020年，全國24歲到28歲的男性總量為4900萬，22歲到26歲的女性只有3900萬，相差多達1000萬。這意味著，數量眾多的男性將會被排擠在婚姻之外，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新的風險。

　　中國人口所面臨的危機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包括生育限制政策、城鎮化等。其中，城鎮化的影響是不可逆的，而調整生育政策則可以直接對人口結構產生影響。

　　“到2020年，全國范圍內用工危機、養老危機等問題會疊加在一起，帶來巨大的挑戰。立即放開全面二孩，然后放開生育限制，并在合適的時候鼓勵生育，雖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三大危機，卻是最直接、最可行的一個對策。”姚美雄說。

　　低生育率或拖累經濟發展

　　在人口學者看來，中國的人口問題早就在釋放一個又一個預警信號。除了2012年出現的勞動年齡人口凈減少、單獨二孩政策全國范圍內遇冷之外，預期中的第四次嬰兒潮沒有如期而至也是一記警鐘。

　　按照人口生產規律，1986年到1990年中國的第三次嬰兒潮發生后，在這代人生育高峰時段，應該出現一個相應的回聲嬰兒潮。再加上2013年底開始放開單獨二孩政策，有關部門一直確信，會出現比較明顯的出生堆積。但觀察最近十年的年出生人口，并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潮峰。

　　嬰兒潮爽約更加印證了人口學者的判斷：目前中國整體的生育意愿已經非常低，總和生育率也已低至值得警醒的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當年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1.18的水平。考慮到漏報因素，這個數據沒有被官方采信。但據多位人口學者的研究，中國總和生育率目前在1.4左右，遠遠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由多位人口學、心理學博士聯合完成的《中國人口生育意愿變遷：1980~2011》表明，1980年以來中國人理想子女數呈減少趨勢。平均理想子女數目前基本穩定在1.6至1.8之間。

　　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行為中還存在著一定的落差。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學者鄭真真曾經參與對江蘇省群眾生育意愿的五年追蹤調查。結果發現，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人群只有三分之一最終生育了二孩，有一部分聲稱要生二孩的，后來并沒有生二孩。

　　鄭真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總和生育率走低并不奇怪，因為遏制生育意愿的三個因素在現代人群中非常明顯，包括進度效應（越推越晚就不生了）、不孕效應和競爭效應（在事業和生育的競爭中選擇前者）。

　　由于低生育率對經濟的影響有一定的滯后性，導致人們對低生育率的嚴重后果估計不足。人口學者黃文政稱，低生育的前幾十年是享受人口紅利，后面可能上百年要還債，拖累經濟發展。

　　中央黨校經濟學者周天勇也認為，人口因素是中國目前出現經濟下行的首要原因。嬰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過消費群體和收入邊際消費率的不同，影響國內的投資消費，進而使經濟下行。

　　“單獨二孩消息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公布的，全面二孩的政策變化，會不會在這次五中全會上有新的突破？我看即使今年不放開，最遲明年初也應該放開了。”上述知情人士告訴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