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資料圖

　　剛過去的一個月，相較于一年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俠客島（xiake_island）曾把2014年6月稱為“風暴的六月”——那個月里，徐才厚、蘇榮、令政策、萬慶良等老虎先后落馬；而在從6月25日到現在的38天里，則有包括郭伯雄、周本順、奚曉明、肖天等在內的9只老虎被打掉。

　　這些當然是老王操心的事情。但在打虎強震懾的強悍落子中，更大的布局業已隱約可見。

　　這一點，從王岐山今天被熱議的一句話中就可以看出：“讓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重處分的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成為極少數”。

　　修改

　　上周五，王岐山召集了部分中央部委、中央國家機關部委的負責人以及一些專家學者開座談會。討論的主題，是“就修訂廉政準則和黨紀處分條例征求意見”。

　　不久前的7月初，在陜西調研時候，在和部分省區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的座談時，王岐山談的也是同樣的話題。

　　修改這兩項紀檢體系內的基礎性文件，并非老王的心血來潮。這件事最初見諸公開報道，要追溯到2014年10月。

　　彼時，在緊隨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的中紀委四次全會上，王岐山說，到建黨100周年時，要建成一套嚴密而科學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其中重要一項，就是修改廉潔準則、處分條例和巡視條例。

　　換句話說，這盤棋，老王已經下了很久了。而這盤棋的緊要處之一，概括起來是一句話：把黨紀和國法分開。

　　分開

　　為什么要分開？

　　這涉及到王岐山對紀委的定位。在我們的印象中，中紀委為代表的紀委系統，是“辦案子”的——查貪官、打老虎，這就是先鋒隊、突擊手。

　　這當然很重要。在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實踐中，也確實是如此操作的。但在老王看來，紀委不應該僅僅是辦案的，甚至不應該是辦案的。辦案，是司法機關的事情。紀委應該做的，是“執紀”——查處黨員干部的違紀行為，比如違反政治紀律和規矩，違反組織紀律保密紀律，以及通奸之類的作風問題，等等。至于黨員干部在工作中出現的涉及違法犯罪問題，紀委拿到線索之后，盡快移交司法。

　　這里面隱藏著一個現實和一個邏輯。現實是，很多違反黨紀的干部，也存在著違法犯罪事實；邏輯是，各個部門應該有明確的界線和分工，各干各的，互不插手和干涉。如果紀委把公安檢察的活兒都干了，不僅工作量超負荷不說，而且也不符合依法治國的原則和精神。

　　同樣存在的一個現實是，黨紀和國法現在存在著諸多重合之處。在這種情況下，紀委照章辦事，就必然出現不僅查“違紀”、也查“違法”的現象。

　　比如，《處分條例》的第八到第十章，分別叫“違反廉潔自律規定的行為”“貪污賄賂行為”和“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行為”；其中的規定可謂事無巨細，既有“經商辦企業的”、“違規參與公款支付的高消費娛樂、健身活動”等我們今天還算耳熟能詳的表述，也有“虛開發票”、“限制外地商品服務進入本地市場”、“擅自開設銀行帳戶”等行為，如果不看標題，還以為是在看公司財務之類的教材和法規。

　　理想態

　　我們時常聽到“黨紀嚴于國法”的說法。之所以說“嚴于”，就是作為黨員干部，不僅要遵守法律，還要遵守黨紀；從邏輯上說，法律是底線，黨紀是更高標準的操作。比如，黨員要有組織紀律性，要請示報告，要遵循八項規定，但這樣的黨紀，對一般的非黨員公民就不具有強制約束力。

　　而如果把整個邏輯繼續深挖，則會有這樣一個推論：如果紀委把違紀查處到極致，比如每一個公款吃喝、辦公場所超標的干部都能及時被發現和處分，可能就不會發展到違法犯罪的程度。那些嚴重違法的干部，正是因為每一次的“小事小節”問題都沒有被及時懲處，才愈發有恃無恐、無所約束，最終病入膏肓。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明白為什么王岐山把“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沿就是治本”稱為“治本”之策。換句話說，“治本”不應僅僅理解為靜態的制度，而是動態的對制度的強化執行挺在前面。這才是中國反腐治本之策的大關節處。畢竟，抓人不是目的，判刑不是目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才是真正的目的。

　　換句話說，把黨紀和國法分開，其真正的目的是防微杜漸。這也就是為什么王岐山會說，“讓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重處分的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成為極少數”。

　　這并非是現在就要在數量層面放緩反腐節奏、甚至弄成人為的正態分布，而是要在整體趨勢上進行把握，是把這盤棋下完之后的一個理想態。

　　文／公子無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