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日軍扶植的偽“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右三）前往東京，參加“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會”。圖為汪精衛會見東條英機（左三）時的情形，東條英機抽著煙，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溥儀訪日。

偽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梁鴻志（前左）與華北漢奸首領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會上。

汪精衛及梅思平等人抵達東京羽田機場。（資料圖片）

　　今天，《解放軍報》刊發整版文章，剖析抗戰期間的“漢奸現象”，而國防部網站在轉發時還配發大量中外歷史照片。文章追溯了“漢奸”的起源和定義。文章指出，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隊數量的國家，這確實是一個極其可悲的歷史現象。文章指出，抗戰中投降日軍的國民黨將級軍官達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敵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六十萬人，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而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降日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也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制投敵當偽軍的部隊。對于現在，文章說，西方國家搞“顏色革命”和“政治轉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貪婪之徒，已經或正在成為敵對勢力捕獵的對象。今天的中國應該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

　　歷史的拷問

　　——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文化透視與現實反思

　　■劉新如

　　一個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遠大的未來。

　　70年前那場改變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的戰爭，給我們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東西。

　　今天，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不僅要重溫勝利的榮光，激發民族的驕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歷史的“痛點”，銘記民族的恥辱和教訓。

　　應該說，“漢奸現象”就是抗戰期間中華民族最大的“痛點”。我們贊美近代中國百年沉淪后的民族覺醒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無數中華義士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氣壯山河的反抗外來侵略的英雄史詩，但也不能忘記，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多少民族敗類變節投降、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助紂為虐，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奇恥大辱的一筆。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為漢奸“翻案”的奇談怪論，仍在挑戰我們的價值和道德底線。

　　歷史因多元、復雜而愈顯其波瀾壯闊。重新審視歷史的創痛，晾曬民族蟲蠹發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漢奸現象”，徹底掃除美化漢奸的霧靄，對于培塑國人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牢固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起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巨大精神力量，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沉渣泛起

　　——民族抗戰中的一股歷史逆流

　　電影《地道戰》里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民兵隊長高傳寶在大槐樹下敲鐘傳達情報：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對這一傳為笑談的鏡頭，我們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說“漢奸”，顧名思義得從漢朝講起。據清人《漢奸辨》云，“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創焉。”

　　作為一個王朝，“漢”成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帝國形式的穩定實體，作為帝國子民一個文化符號——“漢人”，其奸細自然被稱為“漢奸”。

　　漢奸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按照《辭海》定義，漢奸原指漢族之變節敗類，后演變為“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

　　漢奸的鼻祖，當屬漢文帝時和親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說（音讀“月”）。此君為報私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單于，為其出謀劃策，“對癥下藥”地對漢朝進行軍事襲擾，甚至直逼長安城下，一時成為大漢王朝的“心腹之患”。

　　鴉片戰爭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漢奸。到了清末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時，媚美、英、法、意、葡、西諸列強之各色漢奸多了起來。

　　中國近代史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歷史，也是一個出產漢奸的歷史。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對華侵略的屢屢得手，“漢奸現象”的歷史沉渣泛起滔滔濁浪。

　　1932年3月，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被日本人扶上了“執政”寶座，再一次心甘情愿當上了“兒皇帝”，這是近代列強入侵中國以來第一個以國家面目出現的漢奸偽政權。

　　1938年12月，身為國民黨二號人物的副總裁汪精衛，竟然從陪都重慶出逃越南河內，公開發表“艷電”叛國投敵，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軍刀支撐下成立汪偽“國民政府”，做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華北政府、梁鴻志為首的南京“維新政府”，以及內蒙德王偽蒙政權和冀東自治政權就已粉墨登場。而汪精衛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號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狽為奸、軟硬兼施，一時間大大小小的漢奸如過江之鯽，形形色色的偽政權似一簇簇“惡之花”，綻開在飽受侵略者蹂躪的神州大地上。

　　從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靈魂是多么骯臟、丑陋和低下。

　　與大漢奸相比，低級點的漢奸理論就是“人總得活著”。當問及作為中國人為何當偽軍不當八路軍時，有的偽軍竟作答：偽軍有軍餉，能養家。

　　其實，漢奸們活得很悲哀，因為他們沒有祖國；漢奸們活得很卑賤，因為他們沒有靈魂。

　　漢奸的繁衍，反映出我們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問題。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專制造就了許多國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傳統文化的糟粕，對國人心靈造成極大侵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思想、“識時務者為俊杰”的處世哲學，忍氣吞聲、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等傳統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國難當頭時很容易叛國變節，跪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后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戰時期漢奸之所以大量出現，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漢奸的產生與中國近代長期不統一密切相關。曠日持久的內戰，使近代中國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致使一些民眾地域觀念很強，缺乏國家認同意識與歸屬感。這種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狀況，為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國建立后，并未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獨裁統治，吏治腐敗，軍閥混戰，外強凌辱，國運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加劇，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

　　當我們研究抗日戰爭史時發現，抗戰中投降日軍的國民黨將級軍官達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敵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六十萬人，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而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降日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也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制投敵當偽軍的部隊。

　　何以出現如此迥然不同的結果？在國民黨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實力、暫時投降”的諭戒。與此相反，在共產黨的入黨誓詞中，有一句近百年不變的錚錚誓言：“永不叛黨”。歷史上黨內雖也有叛徒，但終沒有形成氣候。

　　抗戰期間，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密電中，這樣描述蔣介石對中日“調停”的態度：“他（蔣介石）秘密地告訴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國政府會被輿論浪潮沖倒，會發生革命，唯一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會在中國占優勢，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實話。在共產黨的字典里，確實沒有“投降”“變節”的字眼。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成為危難之際全民族奮起抗戰的價值引領；共產黨人用“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壯舉，給一個飽經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蒼冥”的英雄之氣。

　　豈容“翻案”

　　——把漢奸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抗日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但戰爭遺留的“漢奸現象”依然橫亙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中國歷史上不乏奸人，諸如石敬瑭、秦檜、張弘范、吳三桂、洪承疇之流，這樣的人歷朝歷代都遭人唾棄。想不到的是，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竟然打著“解放思想”“言論自由”的幌子和“學術研究”的旗號，隨意“任性”地解構歷史、歪曲真相，為抗戰期間的漢奸、賣國賊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難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別是隨著社會思潮的多樣、多元、多變以及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影響，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意識形態領域不可小覷的一個問題。

　　其一，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應“以個人生存需求為最重要需求”“出于從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出發，則漢奸的選擇也不那么不可饒恕”。

　　這完全是一種為漢奸張目的歪理。誠然，人有維護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對一個國家、民族而言，舍生取義、捐軀為民，是必須始終不渝堅守的核心價值；對一支軍隊來說，精忠報國、視死如歸，是無論何時何地的惟一選擇。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古往今來仁人志士推崇的行為準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岳飛，“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的抗日英雄吉鴻昌，“寧死不當俘虜”的東北抗聯八名投江女戰士，就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蠻行徑面前，“你為個人的生命考慮”，但是以犧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為代價，漢奸們的這種“茍活”還有一點正義的良知和生命的尊嚴嗎？

　　倘若按照上述“漢奸理論”行事，活著就是“最重要需求”，為國捐軀倒成了“傻老冒”，中國人還能站起來嗎？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其二，有人公開宣稱，“殖民就是進步，殖民時間越長越先進，漢奸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歷史進步的作用”。

　　這種論調可謂荒唐至極。作為十八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產物，“殖民”一問世，就是帶著血腥和掠奪印記的東西。一個國家進步與否，和有沒有被殖民沒有必然聯系。像非洲許多國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沒有什么進步發展，反而成為這個星球上最貧窮落后的地區。一些人的“漢奸思維”只看到殖民者帶來的些許小利，卻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視、暴行以及所導致的種種惡果。世界上哪有一個國家完全靠殖民，實現經濟獨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種沒有一點正義感的虛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國、背叛同胞，甘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只能在歷史上起到一點反面教員的作用，何談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尤其像我們這樣一個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只有實現獨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無論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中國絕不能成為仰帝國主義鼻息的附庸。

　　其三，尤其令人憤懣的是，有的著名學者竟然辨稱：有些漢奸如汪精衛“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欺壓人民的緩沖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這種公然為漢奸翻案的言論，實際上已經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線。

　　稍微懂得歷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伙叛國投敵給當時抗戰局勢造成“超級震蕩”，不僅直接削弱了抗日實力，打擊了抗戰信心，而且幫助日本人屠殺抗日軍民，籌糧籌款，掠奪資源，進行殖民宣傳和奴化教育，完全淪為侵略者的打手和幫兇。一個出賣民族尊嚴的人，怎么會是“英雄”？一個出賣國家利益的人，怎么會“沒有錯”？

　　漢奸就是漢奸，賣國賊就是賣國賊。不論你說得多么天花亂墜，不管打著什么華麗旗號，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桿秤。當年，面對所謂“和運”“保民”“曲線救國”的漢奸論調，愛國僑領陳嘉庚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這一提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并被后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據稱，當時主和派的汪精衛在念到該提案時臉色發白。

　　想不到，當年漢奸賣國“視降敵為保民，稱亡國為和平”的陳詞濫調，今天居然成了為漢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據。

　　英雄豈容褻瀆，漢奸豈容美化。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時尚，則離亡黨亡國真的不會太遠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車之鑒嗎？

　　歷史驗證了一條真理：凡是出賣祖國，甘當漢奸走狗的民族敗類，最終絕無好下場。漢奸們的叛國罪行，永遠記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漢奸們的名字，牢牢地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痛定思痛

　　——中國還會再出漢奸嗎

　　漢奸，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歷史上永難消除的一塊傷疤。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已經漸行漸遠，但曾給國家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漢奸現象”并未絕跡。

　　君不見，就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繼承了漢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

　　君不見，西方國家搞“顏色革命”和“政治轉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貪婪之徒，已經或正在成為敵對勢力捕獵的對象。

　　君不見，今天的中國產生漢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漢奸理論”“漢奸思維”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勢下有了某種“創新發展”。

　　假設八國聯軍、英法聯軍再進北京，大小漢奸們會不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假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重新打響，“維持會”“皇協軍”會不會再度登場？

　　一個非常現實的嚴峻課題擺在我們面前——應該怎樣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

　　——致力國家強大。漢奸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么會遭到外敵的侵略？如果當時中國政府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又怎么會有漢奸的大量出現？物質基礎影響或決定政治選擇。只是簡單地提“愛國”口號往往是蒼白無力的。中國夢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歸根結底是人民的夢。在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實現民族由大向強躍升的同時，更多地讓人民群眾從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中，體味國家理念，涵養家國情懷，從而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這就從根本上祛除了產生漢奸的條件和基礎，這本身就是一種震懾外敵的強大軟實力。

　　——砥礪民族氣節。“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崇尚“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民族氣節。民族氣節，是一個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堅定的志氣和節操。作為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氣節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脊梁，這個脊梁彎曲了，整個民族都會低頭。人格是國格的基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個民族的站立。漢奸心態不除，民族脊梁難硬。沒有民族氣節，沒有民族精神，你經濟力量再雄厚，也不過是強盜手中的竊取之物。“一個民族只有從精神上站立起來、強大起來，才永不頹謝”。

　　——高擎法治利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飽受漢奸之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個國家對“漢奸現象”采取了超過一般暴力的殘酷鎮壓和道義譴責。自詡是世界人權典范的法國，二戰勝利后，戴高樂政府成立了整肅委員會，一旦發現戰爭期間的通敵者統統依法槍斃，對于叛國者起到了強力震懾的作用。有的國家還專門立法，懲治那些“漢奸”及為“漢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歷史上深受漢奸之害、而今又厲行全面依法治國的中國，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對漢奸賣國賊及其為之翻案行為狠狠打擊，徹底整肅，決不手軟。

　　——鍛造忠誠品質。習主席強調指出：“對黨絕對忠誠，要害在‘絕對’兩個字，就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忠誠是當代革命軍人第一位的政治品格。只有保持純而又純的“忠誠度”，堅定政治信仰，不做“兩面人”，克服“偽忠誠”“亞忠誠”現象，才能塑造新一代革命軍人的好樣子。大是大非見忠誠。在新的征程上，面對不見硝煙的戰場，我們需要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和堅定的政治定力，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旗幟鮮明地同詆毀英雄、美化漢奸等錯誤思潮作堅決的斗爭，永葆對黨絕對忠誠的政治品質。

　　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作為一種社會贅瘤，“漢奸現象”應時而生、應時而滅，而我們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同“漢奸現象”作斗爭正未有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