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習近平正探索發展模式：新加坡模式或可借鑒

　　筆者大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除了中國共產黨，試問還有哪個政黨可以更好地對13億中國人負責？這一點上和新加坡一樣的，除了執政黨，目前還缺少可以真正有擔當、負得起責任的政黨。老百姓都希望穩定而不是動亂。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更大的權威與自信，在中國強力推進變革，贏得了公眾的歡迎。作為革命領導人后代的習近平，希望有所作為，給歷史留下點什么。

　　雖然他很少在公眾面前，詳述自己的的發展模式偏好，但跡象顯示，他正在努力探索發展進步與控制社會的平衡點——新加坡模式中的一些機理或可成為借鑒。

　　新加坡模式不時受到一些西方學者的批評，認為是“假民主”“櫥窗民主”。但已故中國學者蔡定劍教授，以自己在新加坡的親身觀察與體驗，指出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它充滿著深深的憂患意識，因而奮發圖強的精神，特別是人民行動黨全心全意為民服務，時刻告訴自己不忘人民，不能脫離人民的支持，并且從制度上保證這樣做。這才是人民行動黨在民主體制下一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所在。

　　李光耀1994年在接受美國《外交》季刊的訪談時說，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著相當大的不同，而亞洲文化對亞洲的政體和亞洲各國的政治發展，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這讓筆者想起已故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史天健教授做的一個關于“中國人的民主價值觀”的實證研究報告。報告指出，中國老百姓對民主的定義和西方對民主的定義是不一樣的。中國人想要民主，但中國老百姓想要的民主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盡管他們用“民主”這個字眼來形容他們的理想。

　　換句話說，中國老百姓要的民主是一種“民本主義”。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其政策的優劣。

　　史天健教授的研究結論——中國人“民本主義”的民主觀不同于西方熊彼特式的民主理論——某種意義上驗證了李光耀先生的假設。

　　由于新中兩國存在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以及一黨執政的相似性，鄧小平以來的中國一直關注新加坡模式的發展。李光耀曾說：“中國不會成為西式的自由民主國家。若成了那樣的國家，中國會崩潰。如果你相信中國將發生某種民主革命，你就錯了。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中共領導人將嘗試各種方法；多黨制一人一票的民主體系除外。”

　　隨著人們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交網絡等新媒體的迅猛發展，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開始覺醒。相對于以往受到的不公正，他們有了更多表達不滿的渠道。他們對負責制政府、透明性體質的期待越來越高，期待更有效的官員問責的壓力逐步增長。換言之，中共正面臨一場如何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有效控制社會的嚴峻考驗。

　　非常重視民意的習近平，已經嘗試對公眾的期待做出回應。他和他領導的團隊正在尋找一種有效的發展模式。對于中國來說，新加坡模式允許更多的自由經濟政策，同一黨執政并存，這一點很有吸引力。另外，新加坡成功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也是非常值得學習的地方。

　　盡管國際上普遍認為，新加坡模式對政治、媒體和居住的管制，展示了“一種半集權主義和半自由民主的體制”，但是從福山對現代政治秩序的定義來看，新加坡模式已經切合。斯坦福大學學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認為，現代政治秩序具有三大要素，即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

　　新加坡模式最為核心，也是有別于過往中國的是，新加坡是一個高度講法治的社會。這方面，新加坡更像是一個西方國家，一切規則透明化、法治化。即使是涉及最高領導人的案件，也只能由司法途徑解決。相對的，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人治傳統的國家，法治文化不足，司法權威不高。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可謂站的高，看的準，很及時。

　　可以說，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時要注意吸收其他文明模式的合理因子，來不斷完善發展自己。現代化是一種獨特的文明模式，只要內含現代文明的那些同質性特征，并結合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而建構起來的“模式”，便無可厚非。

　　現實表明，西方“為反對而反對”的政黨輪替制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就公開承認：“在民主政體內部，國會兩個黨派的不休爭論，會讓公共治理不能很好地運轉。現在美國兩黨在爭斗而沒有在推動社會進步，這讓我非常沮喪”。

　　不可否認，處于急劇大轉型期的中國可謂矛盾重重，中國一些民眾的確對執政黨存在著不滿。但筆者大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除了中國共產黨，試問還有哪個政黨可以更好地對13億中國人負責？這一點上和新加坡一樣的，除了執政黨，目前還缺少可以真正有擔當、負得起責任的政黨。老百姓都希望穩定而不是動亂。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已經成為習近平治國理政新戰略布局。如果希望中國民主有序轉型，中國領導人對新加坡模式感興趣，已經是一個積極信號。對此，國際社會應多一些耐心和信心。